摘 要：由于文化的异域性和异质性，中西伦理思想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异同性。随着世界文明进程的加快，必然要导致中西两种伦理思想的碰撞，在这种碰撞中闪光的火星便是区别于任何旧伦理思想，旧道德规范的崭新的伦理思想。这一全新的伦理思想必然将人类引向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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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西伦理思想;异同;比较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7）07-0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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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文社会学科体系中，中国文化思想和西方文化思想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体系，它们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先后出现并且并列平行发展的两个系统。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中，伦理思想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产生于不同的国度，在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发展、完善，必然有同有异，把握其文化异同关于突显个性，增进对话，加强中西文化交流与合作有重要意义。
中国近代思想家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指出：“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道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进化之极则。”“其于伦理也，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通风，西语论文网站，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娱。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多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
�根据前人对中西伦理思想异同的理解，结合现实情况，着眼伦理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分别从三个方面对中西伦理思想进行比较：
�一、中国的政治伦理和西方的宗教伦理
�中国古代是农业国，国民以农业为本。种田本是件实实在在的事。因此，中国农民很少空想，宗教思想很不发达。尽管历代统治阶级所关心的不是自然、生产，而是玩弄权术、争权夺利，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统治，为此目的他们总是不断的扶持各种宗教，宣传鬼神迷信，但关于老百姓来讲又总是敬鬼神而远之，重生，不重死。作为知识分子，探讨的重点也不在自然科学，而考查的重点则在社会、人生、人际关系问题上。纵观流传至今的学术论著中，探讨社会、人生、人际关系、个人修养、政治权术等的作品比比皆是，而探讨自然科学的却廖廖无几。正因为中国从上到下都注重探讨社会、人生、政治，决定了中国伦理思想是以个人道德、政治道德为出发点的。“修身”“养性”“克己复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伦理思想的精华。他们认为，个人道德品质的好坏是当官的首要条件，也是唯一的条件。孔子认为:“为政在人，教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政，正也，政所以不正不正者也”。 他的论述就是古代伦理与政治关系的最好解释。而西方的伦理思想和政治比较远。故“远西伦理，初固原于希伯来之教义，希腊之哲理，罗马之法典。顾自基督教会与兴，经院哲学起，糅合以上三种思想而变其质，道德遂专属于宗教”。 西方人注重探讨玄学，探讨宇宙的产生、起源、发展，喜欢思考天外玄妙的问题。由于当时科学技术不发达，一些自然现象不得其解，由此产生了宗教神学思想。中世纪初，基督教普及之后，摩西十戒几乎成为西方人普遍信崇的道德信条。“原罪”的学说在近代和现代有神论哲学家们的伦理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方宗教发展到十九世纪时，尽管学说纷纭，并不断遭到批判和冲击，但由于宗教观念渗透到了西方文化的细胞核里，所以很少有思想家从正面彻底否定上帝的存在。象康德、休谟、伏尔泰、卢梭、斯宾诺莎这些大的哲学家们也并不否定神的存在。所不同的是他们在对神的解释上更接近于科学和理智。到了二十世纪，宗教的观念形态早已于原来的宗教形态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两次世界大战使一切神学和宗教的说教成了骗人的鬼话，大多数青年人都不大信教。但作为一种文化的具有久远历史渊源的因素，仍然在人们的心灵中具有着强大的潜在力。基督教理论在西方的作用，相当于儒学在中国的作用，虽然它的很多具体的成份已被扬弃和遗忘，但它在西方民族的伦理学和道德中却仍然起着巨大影响。
�二、中国伦理强调性善论，西方伦理强调性恶论
�在人性论上，中华传统学术突出强调性善。中国是崇善尚德的国家，中国人很早就把道德标准定位于善。《尚书》曰:“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中庸》关于儒家性善论也做了详细论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在人则为人性，天命无不善，人性自然也无不善，按照先天善良的人性直行便是道，修炼善良的人性便是教(宗教和教化)。孟子的论述严密、系统而详尽，他的人性善以其“四端说”为性善论做了论证。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仁义理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仁义理智都是善的内容，不是外力强加的，而是内在于人心中的。这种性善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对中国古代政治法学思想产生了重大作用，构成了古代社会德治、人治的理论基础。西方文化则主张性恶，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基督教《圣经》上说，上帝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娃，让他们在伊甸园中生活，并给他们制定了戒律。在自私自利之心的驱使下，他们违背了戒律，偷吃了禁果，犯了罪，惹怒了上帝，西语论文网站，上帝将他们驱逐出伊甸园。由于他们犯了罪，所以他们的子子孙孙生下来就有罪，人生下来就要赎罪，这就是基督教的性恶论。英国著名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面对有限的财富，人与人之间就是狼与狼的关系。著名哲学大师黑格尔则认为主张性恶比主张性善要好很多。恩格斯对此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做了如下表述:在黑格尔看来，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的进步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明确地肯定了性恶在历史发展中的影响。
�三、中国伦理强调群体优先个人，西方伦理强调个人优先群体
�权益追求的协调方式是伦理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造成各传统伦理异同的重要方面。中西伦理文化，反映在权益追求的协调方式上显现了明显的异同。在中国，在权益协调上表现的是以“整体优先于个人”的方式进行。中国文化起源于农业，属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特点，一是农业生产收成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尤其像中国属于季风气候带的地理环境，每年是否“风调雨顺”成为制约农业生产的因素。人们的生产、生活受制于“天”，人们必须服从于自然这种人的外在力量，人的主体性是受到压制的。二是农业生产对自然的依赖，还表现在生产的季节性。人们在生产中需要守候保护和对土地资源的培植与重复利用，因而，一方面人们必须定居:另一方面人们必须相互谐和相处，才不至于对生产破坏。这样，这种生活方式的积淀，就形成人们安土重迁和强调整体谐和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理念。人们通过强调共同利益追求来协调社会关系，以致“整体(或群体)”利益至上的观念得到突出和张扬。从古代百家的主张看，以受独尊的儒家为甚。在儒家那里，特别强调群体认同和社会的责任意识。就个人的修养而言，其目标也不是仅仅局限于个人之上，而是着眼于社会的。孔子说:“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讲的是“修己以安人”。 “修己”是自我的涵养，“安人”则是社会整体的稳定和发展。由于注重群体的社会价值取向，为此，孟子才会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群体的优先地位，强调社会责任的承担。人不仅应“独善其身”，更要“兼善天下”。因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成为中国人们津津乐道。此外，其他学派也与儒家相似，如墨家提出“尚同”，注重群体沟通；法家主张“明君使人无私”。 总之，中国伦理文化传统，在权益追求的协调上是“群体优先于个人”，注重对群体与个人之间的协调。
�而西方的准则表现为“个人优先于群体”，注重对个人之间的协调。西方人们的生活以追求人生幸福为目的，强调主体对生活的体验和享受，并反映出注重个人形式的。西方强调个人主义，把个人的享受、利益获取置于价值体系的核心。一般地，西方也有整体性观念和利益观，但他们认为任何整体性利益都最后要落实到个人的享受才是现实的。当然，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是有区别的。这一点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哈耶克在其专著《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作了明确的界定。同时，他在此书中从“个人主义”来论述经济发展规律，强调经济的自由主义精神，充分体现了西方以个人为核心的利益与价值思维传统。而从历史发展看，上述传统在西方文化源头―――古希腊那里已经形成，并与其生活实践的文化积累有关。希腊多山和临海的特殊地理条件，使得其古代国家共同体属小国寡民，并很难实现政治统一。然而为掠夺财富而共同体之间进行的战争不断，在战争中必须要保持一定的公民人数，贵族们必须给予平民相应的经济权利和政治地位。因此，最初的平民也享有一定的权利，其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得到彰显和尊重。同时，在地中海周围进行的商业活动是其主要的经济行为之一，商业中的交换活动培养了人们自由、平等精神和民主意识。此外，商业活动中对多元异族文化的接触，淡化了民族及其文化上的自我中心意识，人们见多识广，并形成平等、兼容的文化性格。这些文化根源的范导影响，使西方人们在现实上对群体产生“超越”的文化观念，而突出的是个人的权益。为此，在西方，伦理道德的调节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调节的重心和方式在于个人与个人之间。如西方人生长到18岁以后，就被认为已是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人，就可以离开父母进行独立生活，强调个人的权益的追求和享用。又如朋友聚会进餐，通常采取“AA式”付费，甚至有的父子或母女同餐也是“AA式”。从这一习俗可以看到西方对个人权益和义务有着十分明朗的规制。当然，西方强调个人之间的协调，并不是否认整体利益的存在和完全忽视它，而是体现了“个人优先”的准则。
�通过以上中西伦理思想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伦理思想以家族为本位，强调以国家、集体的利益为重；而西方伦理思想以个人为本位，重视个人价值和利益的体现，两种伦理思想由此区分开来。任何社会都存在这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区分与协调，尽管两者不是完全对立排斥的关系，但是由于两大领域具有不同的特征，存在着大传统和小传统两种文化，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已构成合理理解中西方治理模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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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 见周礼夏官序注
�② 黄建中.比较伦理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84
�③ 《论语•雍也》
�④ 《论语，宪问》
�⑤ 《韩非子•雅之》
�参考文献：
�［1］ 魏英敏.新伦理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 陈川雄.中华伦理读本［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4］ 黄建中.比较伦理学［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5］ 苏鹏.中西伦理思想异同新探［J］.兰台世界.2017年3月：第51-52页
�［6］ 刘宗碧.中西伦理文化异同的比较与启示［J］.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7年2月第24卷:第12-14页
�［7］ 翟广顺.中西伦理道德思想比较要论［J］.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年3月第18卷：29-31页
�［8］ 王淑梅,王娅.中西伦理比较漫谈［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9月第3期：第2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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