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西收入分配理论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趋同性，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两者具有本质的区别。西方收入分配理论是以要素价值论为基础的要素贡献分配论，忽视了劳动的主体地位。我国的收入分配理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按劳分配论与按要素贡献论相结合的理论，更加注重劳动的主动性。并且，中西方的效率与公平论在理论演进上具有一定的异同性；中国的先富带后富的理论不符合西方的帕累托标准，却带来了中国社会福利的改进。从对二者的异同性进行比较得到的启示和借鉴，有助于我国收入分配理论的完善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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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异同性；比较略论
中图分类号：F1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26-0008-03
一、中西收入分配理论的演进回溯
西方收入分配理论起源于古典经济学家斯密的价值理论体系，斯密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来探讨产品剩余在各要素之间的分配，从而得出所有收入和商品交换价值的根源就是工资、利润和地租。而古典经济学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在斯密的价值理论上出现了分歧。李嘉图贯彻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而萨伊则继承了斯密的非科学的价值理论，创立了“三位一体”分配公式，即劳动、资本和土地在生产过程中都通过提供服务创造了价值，所以，劳动者、资本家和土地的所有者凭借其生产要素也有理由获得相应的报酬。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从生产要素角度探讨分配问题的传统，用边际略论工具来论证价值是由四种生产要素供求一致时的均衡价格决定的。而到了现代经济学时期，西语论文题目，凯恩斯就坚决主张出台一些经济政策方法建立宏观控制收入分配差距的经济制度，反对传统的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收入分配理论。新剑桥学派特别注重所有权和历史因素在收入分配中的影响，认为一国的收入分配形成的格局不仅和劳动市场的历史条件有关，还与历史上已有的财产占有制度有关。新古典综合派主要应用IS-LM模型来略论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达到均衡时国民收入和利息率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福利经济学派把收入分配的探讨转向了社会福利的探讨，尤其是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派认为国民收入水平越高、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就越大。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收入分配思想都是为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的，按劳分配思想是主基调。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按劳分配准则有所保留，机械按劳分配论处处作用分配，这严重阻碍了经济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认识到了机械的按劳分配论导致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对经济效率的巨大危害。小平同志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重要理论就是对打破平均主义最好的诠释。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坚持的准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1]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作为分配制度，兼顾效率与公平。”[2]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个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准则。”[3]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4]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准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5]201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更加明确地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6]2017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7]2017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为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顶层设计与战略部署。进一步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8]
二、中西收入分配理论趋同性略论
第一，中西收入分配理论都重视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参与分配。古典经济学家萨伊在继承和发展斯密的理论基础上，详细地提出了“三位一体”的要素分配理论。即劳动、资本、土地三种生产要素是效用和价值的源泉，所以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都应该凭借其生产要素得到公平合理的收入。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马歇尔提出了四要素分配论，即劳动、资本、土地和公司家才能获得与这四要素自身创造的边际产品价值相匹配的报酬。现代经济学时期的经济学家们将劳动、资本、土地、公司家才能、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统称为“生产要素”，并且生产要素的报酬是按照其对生产的贡献分配的。我国收入分配理论把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了“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后来党的十六大又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准则”。按贡献参与分配这一理论的提出是我国收入分配理论的重大突破。
第二，中西收入分配理论都是围绕着效率和公平问题来构建的。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斯密主张遵循市场的自发配置影响，也就是注重效率的优先地位。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效率跟自身的努力程度和能力有关，你能获得多少收入就意味着你付出了多少，所以，西班牙语论文，效率就意味着公平。凯恩斯及其凯恩斯继承学派也认为，市场如何有效率的配置资源是最重要的。但是，他们反对仅仅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只有在政府干预和市场配置共同影响下，效率才是最高的。新中国建立初期，过度公平论主导的分配理论直接导致了我国走向了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分配理论只讲公平、不讲效率，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分配理论逐渐偏向于效率优先论，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准则。
三、中西收入分配理论异同性略论
1.中西收入分配理论的理论内涵不一样，西方收入分配理论是要素分配论，而我国的收入分配理论实质上是按劳分配论与按要素贡献分配论相结合。西方的要素分配论可追溯于斯密的三种收入价值论以及萨伊的“三位一体”的要素分配论，具体可以阐述为：产品的价值是由劳动、资本和土地三种生产要素参与创造的，所以这三种要素的所有者凭借生产要素获得相应的报酬――工资、利息和地租。随后，边际理论和要素分配论的结合使得按要素贡献分配理论占据了西方传统收入分配理论的主导地位。 中国的收入分配理论最早是照搬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形成了机械的按劳分配理论。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可以概括为：“在生产资料全社会共同占有的条件下，社会总产品在做了必要的扣除后，以劳动为唯一尺度在社会全体成员之间进行分配。”[9]而在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的新中国，生产资料无法实现全社会的统一占有，就不能实现按劳分配。在这种条件下，强制实行按劳分配就是机械的按劳分配理论，最终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经济体制转型的背景下，我国的分配理论逐渐转向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相结合。要素贡献分配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很强适应性。首先，我国的按要素贡献参与分配并不是与按劳分配理论的完全对立，而是与按劳分配理论存在多方面的一致性。劳动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就会使劳动者获得除去自身劳动力价值后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从而使劳动者的个人收入突破了传统经济体制下的劳动价值限度。劳动者按要素参与分配是分配机会更加平等化的前提，体现了要素投入的差别化。其次，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要求分配方式的转变与其相适应，在要素分配理论的指导下，分配方式转向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这是分配领域中的市场机制发挥影响的表现，也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配置，更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
2.中西收入分配理论中的效率与公平理论的发展演进具有很大的异同性。西方收入分配理论中的效率与公平论最早要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斯密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开端，而封建残余却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斯密的探讨重点是如何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所以斯密的分配理论非常重视效率的优先地位，认为自由竞争是实现效率最大化的条件。古典经济学的分配理论的实质就是为了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剥削辩护，从而忽视了劳动者的利益，更加谈不上社会公平了。随着资产阶级在社会中取得了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社会并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而古典经济学家所宣言的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的发展。此时，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开始从关注资本主义长远发展转向关注微观经济和资源配置效率上来。马歇尔从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决定要素的价格来阐述他的分配理论，最终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新古典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实质上是为了证明在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背景下，资源或者要素如何分配能实现效率的最大化。这说明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只重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后来，由于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盛行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西方国家开始重视政府宏观调控经济。从而，以“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分配理论和以公平优先论为核心的分配理论产生并蓬勃发展起来了。凯恩斯及其继承者――萨缪尔森就主张“兼顾效率与公平”论。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效率与公平作为政策目标同等重要，二者必须兼顾，并且可以通过建立“混合经济结构”来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兼顾。兼顾效率和公平论体现了自由市场与政府调控的同等重要性。主张优先公平论的主要有福利经济学派的庇古、古典经济学家罗尔斯等。他们认为：社会的不公平分配必定会损害的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进而降低社会效率，并且主张政府干预分配，实现社会的公平。
我国的分配理论中对于效率与公平理论最早应追溯到建国初期毛泽东的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思想。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是极其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阶级矛盾表现在广大的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的矛盾。这一时期，我国的收入分配理论是按劳分配理论，其目的是为了承认劳动者收入的合法地位，强调社会的公平性，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毛泽东在构建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框架时，更加倾向于公平分配，强调平均分配社会财富。这实际上是一种过度公平论，即混淆了公平与均等的区别，片面地强调收入分配公平，甚至凌驾于经济增长之上。这在实践中就直接导致了“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盛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高，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经济理论，而共同富裕的思想则是邓小平效率与公平观的集中体现。共同富裕思想中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突出的是效率问题，“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突出的是公平问题。邓小平的效率与公平观强调了提高效率的同时要兼顾公平，这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指明了道路，是我国收入分配理论创新和发展的不竭动力。随着我国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解决收入分配公平的问题成了现阶段的重大问题，因此，以效率和公平并重的理论是我国收入分配理论的核心。总的来说，我国的分配理论经历了过度公平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论和效率与公平并重论三个阶段。
3.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中的先富带后富的思想并不符合西方分配理论中的帕累托标准，但是却实现了我国社会福利改进。西方分配理论中的帕累托标准具体可以表述为：“如果从一种社会状态到另一种社会状态的变化，使至少一个人的福利增加，而同时又没有使其他任何一个人的福利减少，那么，这种变化就是好的。”[11]而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机械按劳分配理论导致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严重阻碍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彻底改变这一分配格局，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分配思想，即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起到示范带头影响，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按照西方分配理论中的帕累托标准，我国“先富带后富”的分配理论实际上是使一少部分人福利增加的同时却减少了其他人的福利。这一社会状态的改变显然不符合西方分配理论中的帕累托标准，也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4.中西收入分配理论中对于劳动的认识不一样。在西方的收入分配理论中，劳动、资本、土地和公司家才能等生产要素共同参与了价值的创造，因此，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没有本质的区别，具有物的共性。从而没有意识到劳动在价值的创造中才是主动因素，其他生产要素是被动因素。正是由于西方对劳动在价值创造方面的认识，西方要素分配论将劳动者的工资等同于物质生产成本，突出了利润的合理性和公司家的贡献。中国的收入分配理论强调财富的创造主要来源于劳动，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劳动发挥了主动性和创造性。所以，中国收入分配理论更加重视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更加关注劳动报酬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的能否同步提高。注重保护劳动者所得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5.中西收入分配理论的价值基础的不同。西方收入分配理论的价值基础是要素价值论，即要素凭借其自身参与生产并创造一定的价值来获得产品价值分配的资格，要素在生产中所做的贡献就是要素所得。西方的要素价值论在形式上阐述了各种要素所得都存在自身的合理性，各种要素在生产的过程中相互依赖、共同合作来创造产品的价值。那么，在要素价值论的基础上自然就会引申出要素所得的具体份额的分配问题。我国的收入分配理论的价值基础是在继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起来的，实质上也是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顾名思义就是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和社会财富的源泉。中国的分配理论是以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
四、结论
比较中西收入分配理论，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收入分配理论在按要素分配和效率和公平关系的构建方面具有一定的趋同性。但是，由于中西社会经济背景的异同，中西收入分配理论在价值理论基础、效率与公平论的理论发展进程、理论衡量标准方面存在很大的异同性。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一是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协调统一是我国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的核心。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扩大中等阶级的分配机制，让广大劳动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三是完善生产要素平等参与分配的权利和机会，健全市场在分配领域中的定价机制，促进要素收益的合理化和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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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 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