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通过将中西流浪汉小说的扛鼎之作――无名氏的《小癞子》与艾芜的《南行记》进行对比，审视与梳理中西流浪汉小说之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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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浪汉小说；小癞子；南行记
流浪汉小说是欧洲近代小说的一种模式，出现并繁荣于16世纪的西班牙。其常以人物的流浪为线索，在描写人物生活经历的过程中展示广阔的社会图景。16世纪后期，流浪汉小说不仅风行于西班牙，也在英国、法国、德国等地纷纷出现。17世纪下半叶，真正意义上的流浪汉小说开始衰落，但其独特的艺术结构仍对此后的欧美文学产生了深刻的作用。中国于五四时期突破了传统文学的束缚，从欧美近现代文学中寻找中国传统文学结构变革的参照系，并结合自身文化本源，完成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中国作家大量阅读欧美文学著作，受到了欧美文学的强烈冲击。中国作家艾芜的《南行记》与西班牙流浪汉小说鼻祖《小癞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又有所超越。在学习与借鉴欧美笔法的同时，艾芜在《南行记》中展现出中国流浪汉小说独特的一面，即更多地结合中国国情与社会现实，在嬉笑怒骂的同时不忘挖掘人性人情，以达到唤醒民众，改造国民性的目的。
一、《南行记》对《小癞子》的承继
1.“反英雄”式的小人物
自古希腊以来，大多数的文学著作或是歌颂英雄人物的骁勇善战，或是描写宫廷贵族的逸闻趣事，再者便是推崇骑士佳人的浪漫爱情。由此可见，当时文学创作多是以上层社会为背景，体现了“英雄时代”的英雄主义理想。但《小癞子》却标新立异，打破了以往的叙述传统，西语毕业论文，尤其是打破了西班牙骑士文学与田园小说中“英雄佳人”式的叙述模式，以被人忽略甚至鄙视的底层市民为主人公，以其自身的视角与眼光审视自己，同时审视整个社会。这些流浪汉多为无业游民，他们一般出身低贱，在艰难困苦中挣扎求生。他们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其低贱的身份使他们受人鄙视被迫到处漂泊。生活的艰辛迫使他们偷窃、诈骗，他们不是英雄，没有英雄的伟大与崇高，他们只是圆滑、伪善甚至是邪恶的小人物。他们的出现是对英雄主义理想的彻底否定，他们的出现是现实生活与理想之间相互冲突的产物。
而艾芜在人物塑造方面与《小癞子》一脉相承，关注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以受侮辱与受损害的普通劳动人民为主角，谱写了一部中国式的“小人物传记”。在《南行记》中，不仅主人公（即艾芜本人）是一个四处流浪，为生活奔波的小人物，文章中登场的一众人物与主人公一样都是最底层最贫困的民众。他们的职业低贱，身份卑微，他们其中很多人为了生存不惜以身试法，但是这些流民没有使人感到厌恶反而多了几分同情。如《三峡中》过着流民生活，以偷盗为生的魏大爷、野猫子、小黑牛等；又如《松岭上》中孤苦无依，有着悲惨生活经历的白发老人；再如《森林中》虽以抢劫为生但性格耿直的马哥头等等。所有的人物均因生活所迫而做出了不道德甚至违法的行为，他们并非英雄般完美无缺，但却有血有肉，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生活在社会底层人民的悲惨遭遇。而艾芜也借助《南行记》表达了对普通劳动人民的同情与关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第一人称视角的应用
第三人称的叙事手法一向为许多作家所推崇，虽然这一叙述方式使作者获得了充分的叙述自由，但却剥夺了读者探析、解析著作的权利，削减了读者阅读的积极性。《小癞子》尝试了与之不同的叙述方式，即应用第一人称，以“我”为叙述者，通过“我”的生活经历将一个个彼此不相干的事情串联起来，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种叙述方式相比于第三人称那种全知全能的叙述措施，虽然减少了作者创作的自由度，但却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在著作中，作为叙述焦点的小癞子以第一人称形式出现，以其独有的视角探究人生，描写世间百态，引起读者共鸣。使读者在对小癞子滑稽无赖的举动付诸一笑后，能够深入著作内部，深刻理解隐藏在故事背后的社会现实，达到警恶劝善的目的。
同《小癞子》一样，艾芜在《南行记》中也应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以“我”的流浪经历和亲眼观察来叙述故事，对一群被社会抛出圈外的特殊人物进行了多层次的展露，也借“我”的亲身经历向世人展示了西南边陲地区的真实生活。小说中的“我”游历了西南边陲的诸多地区，以及与我国西南边陲接壤临近的缅甸、南洋等地。在流浪期间，在“我”身边发生了种种耐人寻味的小插曲。作者以“我”为中心，通过“我”的叙述将各个无关的故事十分自然地串联起来，将各色不相干的小人物们串连在了一起，展现了广阔的西南边陲地区的社会风土人情，并描写了在这广阔的西南边陲纷繁复杂的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二、《南行记》对《小癞子》的超越――刻画与倡导“硬汉”性格
艾芜在《南行记》中塑造了一系列“硬汉子”人物形象。在《小癞子》等西方流浪汉小说中，人物多被刻画为圆滑、狡诈、虚伪等负面形象，而其随遇而安，苟且偷生的个性也与“硬汉”相去甚远。艾芜在《南行记》中也追寻着《小癞子》的脚步，塑造了许多胆小怕事，见风使舵的人物形象。但值得关注的是，艾芜并没有局限于西方流浪汉小说中的传统人物形象，而是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硬汉”形象。所谓“硬汉”，并不特指男性，也不是指那些体格健壮的人，而是指性格刚毅坚强、坚韧不拔、宁死不屈的一类特定人群。中国自古以来普通民众信奉的是“忍”的信条。中国民众历来是委曲求全的，因为“生比死好”。（下转第16页）
（上接第14页）由于中国历经了几千年封建集权的高压统治，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的爆发均是民众被逼至绝境的结果。若不是被逼至绝境，就会像鲁迅所概括的中国历史：“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但是在《南行记》中，艾芜笔下的一众人物却坚信“死比生好”，他们对死亡是一种轻视态度，如《我的爱人》中因反对帝国主义而牺牲的缅甸战士，以及被抓入监牢，视死如归的反帝战士的妻子；还有《山峡中》“野猫子”得知有官兵要抓她时那轻松的语调与不屑的神情；野猫子的父亲――魏大爷曾说过：“在这里，西语专业论文，懦弱的人是不配活的。” 艾芜在诸多篇幅中均提到了顽强、坚毅等词汇，如开篇《人生哲学的一课》中，艾芜发出了“就是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足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的呐喊；又如《我诅咒你那么一笑》中艾芜感叹道：“那些勇敢的坚毅的人们，你们是有福的了。”；在《乌鸦之歌》中，艾芜也曾说过：“如果一开始便对敌人容忍，那人类绝不会活到现在。”第一版《南行记》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共由八部著作构成。这些著作的时间跨度是1931年至1933年。当时正是中华民族最危难的关头。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使日本走上了全面侵华的道路，1932年日本在东北成立绥靖满洲国，并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的怒潮。作为一名爱国作家，作为一名进步的左翼文学作家，艾芜将满腔热血与真挚情感投入到著作中，直面惨淡现实的人生，在悲苦中塑在了一群“硬汉”形象。他们是国家与民族的希望，因为他们内心埋藏着善良、纯洁的情操，他们有着血性，这种情操与血性需要被挖掘与开发。而他们也代表着千千万万的中国普通的民众，作者在文章中呼吁人性的复归与血性的喷涌，只有这样才能教育民众，唤醒民众，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
《小癞子》作为西方流浪汉小说的开山之作，首创了以社会底层的无业游民为主人公的人物塑造范式，以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开启了描写流浪汉形形色色生活的崭新篇章。《南行记》在继承与借鉴《小癞子》艺术风格的同时，更有着火一般的热情，有着鲜明的爱憎。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和憎恨，对底层人民的热爱和同情是著作的感情基调。因此，《小癞子》的主要贡献在于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形式，更多的为个体服务，强调个人的解放与发展；而与《小癞子》相比，《南行记》更多承担的是一种国家与社会责任，与国民思想的启迪和整个民族的振兴息息相关。这是中西方流浪汉小说最本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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