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先勇是一位有着复杂文化背景的海外作家，他一生颠沛流离的经历对其创作有巨大作用，在1964年赴美之后，强烈的文化冲击对他小说创作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白先勇独特的文化身份对探讨其著作有重要价值。本文试通过他赴美之后的第一篇小说《芝加哥之死》，探析其赴美初期创作的文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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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白先勇；文化身份；他者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8-0016-01
享有“当代短篇小说奇才”盛誉的白先勇，历来有受到探讨者、批评者的关注。白先勇虽生在显贵之家，但一生颠沛流离，从大陆迁台湾，又从台湾赴美国，这些经历直接作用到他创作时的文化心态，以及其中体现的文化身份特征。文化身份其原意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对于他这种人是其所以是的意识” ［1］。“人类是不能离开身份生活的” ［2］（P125），对自己身份的寻求和确认是人类自我主体性的表现，身份是一个族群或个体界定自身文化特征的标志。因此，文化身份适用于考察在不同的“文化历史设定”之间漂移运动的主体――移民、边缘群体、全球化过程中经过急剧社会转型的民族――所面临的身份重建问题，西语论文范文，也适合于考察同一个体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不同文化心态。赴美那一年母亲的离世以及独自到异乡求学，给他带来的情感冲击以及文化冲击是极大的，而评论也普遍认为白先勇的创作在赴美之后愈发成熟。因此本文选择其赴美之后的第一篇小说《芝加哥之死》，来探析作者初到美国创作的文化身份。
一、中华文化的“他者”
《芝加哥之死》中的主人公吴汉魂是一个从台湾到美国的留学生。当他在芝加哥的一间地下室里苦学六年，拿到了英国文学的学位以后，终于不得不走进芝加哥的现实中，寻求自己的出路。然而，在他眼前展现的却是摩天大楼和那大楼底下散发着尸臭、令人窒息的地狱图景，他投水自杀了。许多人认为这部著作表现的是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素养的青年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压迫、隔绝下受到扼杀的悲剧。但事实上，这篇小说并不只是停留在对西方文化“毒害”中国留学生的简单抨击这一层面上，它在更深层次上给我们展现的，是千千万万像吴汉魂那样遭遇母体文化(中国文化)与现实强势文化(西方文化)冲击的青年留学生的情感、文化困境，是他们在异质文化中迷失自我文化身份的一个象征。小说的主人公在自传中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中国人”，他的“一切痛苦和矛盾的根本核心都是源于他的这一身份定位”。［3］（P177）他陷入一种文化上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他虽然把自己定位为“中国人”，但他当年辞别病危的母亲和女友，只身来到美国求学，本身就包含着对母体文化的背离，而且他在美国读书与自己的“文化圈”――中国留学生也显得格格不入。因此，在中华文化的圈子中，西语专业论文，他是一个“他者”。小说中的“母亲”这一形象，包含着复杂的文化意义，她既是现实中的母亲，又是母体文化的象征，是联系吴汉魂与母体文化的纽带，而她的死亡则预示着母体文化在吴汉魂心中的“死亡”，从此，吴汉魂便割断了与母体文化的联系，成为一个“无汉魂”的中国人，成为中华文化的“他者”。
二、西方文化的“他者”
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吴汉魂同样是处于一个“他者”的地位。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六年，除了工作、读书就是蜗居在地下室里。这个地下室象征着一个与美国文化、中国文化相隔绝的“真空带”。因此，当他想走进美国社会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与现实格格不入：生活了六年的芝加哥竟也像是一个陌生的地方；而最让人痛苦的是，当他发现六年来深深痴迷的英国文学(象征美国文化)也变成一堆“花花绿绿的腐尸”时，他感到的是压抑和绝望。吴汉魂的死的直接诱因是罗娜的出现，罗娜这个人的社会角色特质以及她对待吴汉魂的态度、行为，都是典型的美国化的方式。从罗娜身上，吴汉魂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与美国文化之间的隔阂，也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美国文化中的“他者”地位。正如刘俊在《悲悯情怀》中所说：“具有母体文化象征意义的母亲，在吴汉魂的灵魂深处竟是个冰冷僵硬的尸身，代表西方文化的芝加哥则是一片荒原”，“在中西文化夹缝中的挣扎使他倍感艰辛……他既不愿抱守着‘母亲’冰冷的尸身来寻找精神的价值，似乎在西方文化的‘荒原’中也看不到自己生命的价值所在。他最初选择的是放弃传统文化而追寻西方文化，可现实却是传统文化既不能彻底忘怀，西方文化也不易进入。”［4］（P185）刘俊从这篇小说中看到了以吴汉魂为代表的留学生群体在母体文化与异域文化之间的两难处境，也揭示了20世纪中国人所面临的文化身份危机。
赴美初期，白先勇陆续创作的短篇小说均以海外留学生生活为题材，如《上摩天楼去》、《谪仙怨》等，主人公均以悲剧收场。在西方文化语境下，白先勇是一个在“异文化”中漂泊的“他者”，白先勇这一“他者”、“边缘人”的文化身份特征为我们提供了略论边缘、弱势文化在主流、强势文化冲击下所产生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以及为摆脱这种危机所采取的文化认同策略的典型，在某一文化范畴中，主流文化从来都是以一种绝对和权威的面目出现的，并兼具了某种粗暴和专制的特性，当弱势文化企图对它遵循的意识观念提出挑战时，它往往能凭借自身所具备的强大的社会力量，把挑战者置于一个被动和尴尬的境地，而当这种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冲突发生在不同的文化范畴中(如中西文化)时，情况就更为复杂，主流文化不仅会把弱势文化挤压到边缘地带，更会以一种优越者的眼光把弱势文化“他者化”。也许弱势文化以怎样的文化认同策略实现主流文化的沟通，实现自我的“中心化”才是解决这种困境的关键点。
注释：
［1］ 魏红姗.文化移民与认同危机――旅居海外大陆作家笔下的文化认同[J].当代文艺论.2001(9)
［2］ (荷)拂克马•易布斯.文学探讨与文化参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4］ 刘俊:悲悯情怀[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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