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地理环境、心理结构和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异同，中西神话形成了多方面的变异和差别。同时，神话和文学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文学发展过程中，我们都能在许多文学主题中发现神话故事和人物的踪迹，这些神话因素一直以不同的面貌被反映到各自文学的创作和发展中，使中西文学呈现出多样的异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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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神话；异同；文学发展；文学主题
Abstract:�Based on different geographic environment, psychological structure，and aesthetic taste，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mythologiesa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in many aspects．Meanwhile，mythology and literature are closely interrelated；we can easily find traces of mythological tales and characters in many literature themes．These mythological elements reflect different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Key words:�mythology；differentiation；literary development；literary theme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7)04-0164-8
神话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在西方，亚历士多德曾在他的《诗学》中把“神话”一词解释为“寓言故事”、“叙述性结构”或情节。到了中世纪，神话却被视作“虚假、谎言、异端邪说”的同义词。启蒙运动之后，尼采和海德格尔认为，神话具有比逻辑理念更能接近真理的特性，这使得神话的概念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我国，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而鲁迅则认为“昔之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1：17］
神话是原始先民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它的内容涉及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各样的神话创作从世界起源、人类命运不同的角度向人们展示“自然与人类命运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意象”［2］，告诉人们世界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人类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神话不仅在后世仍然具有特殊的文学魅力，同时也启发了后世的文学创作。现在，一般学者认为神话是原始人类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是中西方文化共同的源头，它集中体现了人类童年时代对自然与人生的困惑及征服大自然的强烈愿望，是他们自然观和社会观的曲折反映。所以，神话反映了人类初期的一些意识形态，甚至是“民族精神的最集中、最本色的闪光，是民族文化最悠久古老、最顽强健壮的生命之根，也是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3］。这些意识形态一旦被记录、被流传，就会对人们造成一定的作用。神话这种人类的共通现象，正如一面镜子，反映了人类共同的心路历程、民族精神和思想伦理。由于中西方地理环境、心理结构和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异同，则形成了各自神话的变异和差别，而这些神话因素也以不同的面貌反映到了中西方各自的文学发展中，本文将对此略作研讨。
位于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环抱之中的希腊半岛，境内多山少耕地，但它却拥有十分有利的海运和经商条件。这就注定了希腊人必须把眼光投向外部世界才能得到更好的生存与发展。而中国的情况则与此不同，两条大河的滋养，广袤的耕地，形成了中国农耕文化的传统。这种自然经济间接导致了交换的萎缩、交通的不发达以及见识的窄化和探险精神的丧失。另一方面，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使中国的原始农业形态呈现出个体性和分散性的方式，这也就导致了大一统社会结构的形成。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原因，造成了中西神话主题思想传统方面的异同。
首先，由于中国人向来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天地人”这个整体宇宙系统中，人居其中，既受天地自然的制约，又有驾驭、管理天地自然的本领，人能够统合天地，弥合天地自然的不足，宇宙万物皆为人而存在，连神也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了人类的生存和繁衍，众神纷纷为人类造福，替民除害：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神农尝百草，盘瓠杀敌护国，羿射九日等等。如前所述，中国形成的是一种家国组织关系，虽然在初民时期并不十分凸显，但农耕社会的封闭意识使这种关系有所萌芽。神也好，后来的王侯国君也好，都是“子民”们的家长，他们重视的是一种群体的意识，他们在为人民“造福”的同时也把他们组织成为群体机器上的零件，而人民也习惯和依附于这种“呵护”，“家”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在中国的神话中，神不是统治摆布人类、凌驾于人类之上的，而是与人和谐相处、为人类服务的。
在中国，“天人合一”的观念使得中华民族的祖先对神灵往往是敬而不畏的，儒家先哲孔子即使在祭祀天神祖先时也持“祭如在”的超然态度，而中国人一般也是在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时才会想起神灵，并祈求他们的帮助，同时也深信神灵们定会予以帮助。另外，中国在封闭的系统内日益逐渐成熟的农业文明逐渐演化为一种理想，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漫长发展中，西语论文题目，尽管出现过乱世，但最终总是回归盛世的，这些都冲淡了中国人现世人生的悲剧意识。再加上中国世俗权力专制的时代不像西方那样，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充斥着政教冲突与协调的对立统一，他们强烈重视人事政治功用性，所注重的是现世和此岸，而非彼岸和来生的幸福，是人际关系而不是人与上帝的关系，是道德的自律而不是原罪的忏悔，这样使得中国文化(包括神话)急速走向了非宗教性的伦理本位的文化体系。
而在希腊神话中，神是整个庞大宇宙的中心，一切皆围绕神展开。神主宰着万物，诸神们甚至可以为了一个金苹果便使得人类发动了一场漫长的特洛伊战争。同时，相关于中国神话中诸神的“不食人间烟火”，希腊神话中的神和英雄们，往往更具有个性，他们拥有和凡人相同的欲望、私利、欢乐和痛苦，他们追求的更多的是个人物质、肉体和精神的享受，而不是超越人类、造福人类。例如乌拉图思为确保永久的统治就想把孩子重新挤入母腹，该亚唆使儿子克罗诺斯用镰刀伤害自己的父亲，等等。
在古希腊神话中，以宙斯为首的诸神在奥林匹斯山上纵情欢乐，不但不同情蒙昧饥寒的人类，还常常捉弄人类。宙斯惩罚了为人类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又让潘多拉把灾难带到人间，这种故事在希腊神话中比比皆是，它反映了希腊文化中“天人对立”的思想观念。当人类进入奴隶制社会后，宙斯就演变成专制王权的象征，于是在希腊神话这块沃土上就产生了一系列以这一观念作为主旨的文学创作。
其次，希腊神话中较早地出现了中国神话后来才有的“天宫”景象：“时序女神看管各道大门，兼职喂养天上神马；彩虹女神伊里斯执行传递信息的使者之职；永恒的青春女神赫柏给众神斟倒长生不老的玉液琼浆；而九位掌管艺术和知识的缪斯女神在餐饮期间给就席的诸神唱歌助兴；安详的司美女神舞蹈其间。”［4∶10-11］好一幅众神的享乐图，这实在和中国早期神话中艰苦勤俭、为国为民的神们不太一样。这点反映了中国神话中所体现的忧患意识与西方神话中享乐意识的异同。中华民族发源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广阔地域，那时，黄河流域除了不断出现洪水和旱灾外，周围分布的密林和沼泽中则繁衍着各种毒蛇猛兽，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需要不懈地努力与艰难、恶劣的环境做斗争，因此中国神话特别强调诸神不辞劳苦的精神，而古希腊人则得天独厚地生活在三面环海、物产丰富的希腊半岛上，这种优裕的生活环境使希腊人一开始就无需像处于洪水滔天的环境中的中国先民们那样，去抗御自然以维持生存。
再者，中国的早期神话体现了较为理性、严肃、和谐、温柔敦厚的美学风貌，也就是说，在美中体现了善，或是因善才显得美，因此在中国的开辟神话和自然神话中很少对神的外貌有所描绘，而着眼于他们为人类所做的功绩，例如：“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凿齿九婴大风封�GD867�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杀……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5∶423-424］与此不同，西方神的容貌则在神话当中有着较多的表现，例如希腊神话是这样描述美狄亚和伊阿宋的：“天刚破晓，美狄亚一骨碌从床上跳下来，扎好由于悲伤披散在肩头的金发，擦去脸上的泪痕，涂上花蜜般的香膏。”［6∶101］“人们看到伊阿宋英俊魁梧，气宇轩昂，都很惊讶……她不时地深深吸着气，然后偷偷抬头注视着伊阿宋。她不再想别的事，心中充满甜蜜的痛苦，脸上羞得绯红。”［6∶78，96］从某个角度来看，西方的神就是长得很美的人――体格健壮，和谐对称，如果能符合黄金分割比就更好了。
总的来说，西方的神话人性，中国的神话神性；西方的神话注重个体的体验，倾向拓展、冒险、乐观，中国的神话抵触个人主义，倾向紧缩、安稳和群体性的体验；西方的神话最终宗教化，而中国的神话则走上了伦理化的道路。中西文化中的观念、行为模式、价值取向等等，可以说沿袭了神话中这种心理烙印，从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现出来。
在中国，古代神话的流传主要是靠古代历史典籍和哲学作品。由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后学也视神话为怪诞不经，因而后世没有得到很好的延续，幸存的不过是只鳞片爪，而非全貌。我国古代史学家又常把神话当成历史，这样使得仅存的神话又被历史化。随着这种神话的历史化，神话领域越来越小，因此神话在中国并没有过多地发扬光大，而是短小、零散、不成体系地散见于一般的文章，在《山海经》、《淮南子》、《穆天子传》等古籍中零零散散地有所保留。在中国值得称道的有关神话的诗歌也只有屈原的《天问》，小说有后来的《西游记》和《封神榜》，却又大多吸取了佛教的东西，很少有远古神话的影子。
在西方，神话是远古时期的人们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创造的一种口头文学，后来经过艺术家们的加工和进一步发展，它们得以文字的形式被记载下来并流传至今。在此过程中艺术家们往往加入个人的想象和，而且由于他们的生活和职责又要求他们必须以故事情节和内容丰富取胜，因此，西方神话往往是“叙述性的”，在流传过程中完整地记录了诸神和主徒们种种追寻和经历的故事，特别注重具体过程和事件细节的描写，表现出关于叙事的重视。于是，西方神话动辄便是长篇大作，如荷马史诗，西语专业论文，包括《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几乎总汇了特洛伊战争的所有英雄传说，规模宏伟，内容丰富。不仅如此，希腊神话还有一套严密的体系，特别是古希腊人赫西俄德专门写了一部《神谱》，把所有的对于神的各种传说进行了分类排列，形成了“俄林波斯神系”。在这个神系中，诸神各居其位，各司其职，分工甚为明确。之后又相继出现了一系列戏剧文学，如《阿伽门侬》、《俄狄浦斯王》、《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等等，虽然经受了中世纪基督教的束缚和禁锢，然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又一次大放光彩，直到今天依然被很多作家吸取借用。
随着人类文明历史的不断发展进步，神话作为最初蕴涵一切的语言文化形态，随着逻辑意识与推理判断的发展逐渐解体，但神话作为人类最初文化形态所包含的认识方式和实践方式，却没有随着神话的解体而消逝，而是化作不灭的生命机制，深深地沉积于人类的文化心理和文化土壤中，于无形间制约着人类后来的历史文化实践，特别制约着与原始神话关系尤其密切的文学活动的发生和发展。因此，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都能在许多文学著作中发现神话故事和人物的踪迹，并且可以发现因中西神话的异同所导致的两者文学上的异同。
在西方文学史上，历史与道德的冲突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希腊创世神话中，奥林匹斯山上的主神宙斯推翻其父克罗诺斯的统治并取而代之，便明显蕴涵着历史与道德冲突的主题。一方面，宙斯战胜克罗诺斯，代表着父权制关于母权制的胜利，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然而，宙斯的“杀父”行为又违反了当时的道德要求。另外，在古希腊人看来，善恶是同源的，善恶是可以互转的，这种观念反映到西方文学中就使得它们不像中国文学那样倡导惩恶扬善，一味地颂扬单一的道德伦理观。而作为中国文学源头和精神血脉的中国神话，却几乎没有留下这样的冲突主题。中国文明主要是以黄河中流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农业文明，以稳定、循环、封闭为特征，以血缘关系为核心，以天人合一为标志，这样便形成了古人祈求安定、排斥悲剧性冲突的集体潜意识；在思想观念上特别注重道德观，并使道德伦理观成为主导性的观念；在政治上，以尧、舜的禅让开启了道德政治的先河，而禹让位给其儿子的这种血缘相承的伦理政治则掩盖了人类发展的无情规律和道德构想的矛盾。这样，在观念上，道德的力量压倒了一切，成了一个民族兴衰的主宰。这种道德观念的作用使中国神话一开始就被纳入道德主题单向发展的轨道，多偏重于救灾救世，其内容的单向性决定了主题的单一化，无论是“女娲补天”还是“后羿射日”，都演变为对天帝和圣王的单纯的道德礼赞，同时神话里的冲突也仅仅局限于善恶两种道德力量的冲突，善战胜恶始终是解决这种冲突的最终方式，这样一来，自然就把历史和道德冲突的主题排除在外了。
中西神话中的这种异同性在各自文学主题中得到了延续，我们可以通过对《哈姆雷特》和《赵氏孤儿》的主题比较得以窥见。同样是以复仇为题材的悲剧，两者具有不同的主题和冲突模式，前者是把各种外在冲突和内在冲突交织在一起，其中历史与道德的冲突是贯穿全剧的主线。哈姆雷特为父报仇具有历史和道德的双重意义。一方面要承担“重整乾坤”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要完成“子报复仇”的道德责任，两者表面看来并不矛盾，但哈姆雷特却一再延宕，原因正是他陷入了历史与道德的两难选择境地，其症结在于，他要为父报仇，完成历史和道德的双重使命，但这样也就意味着对母亲的背叛，母亲对哈姆雷特是具有道德情感上的压力的，于是哈姆雷特始终陷入历史与道德的冲突之中。而中国的《赵氏孤儿》中的人物则善恶界限分明，一方是以屠岸贾为首的恶贼奸臣，另一方是以程婴等组成的忠臣烈士，围绕赵氏孤儿复仇这一主线展开了善恶、忠奸的冲突斗争，惩恶扬善是这一剧的主旨，赵氏孤儿复仇的最高意义也在于此，因此，他的复仇动作干净利落，毫不拖延，最后则呈现了一派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场面，这样便完全符合了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西方神话中，宙斯如果不推翻其父而自代，原始人类就仍滞留在母系制阶段，得不到历史意义上的进步；俄狄浦斯努力抗争，最终却还是陷入“弑父娶母”的悲剧命运，他们的行为都是不能按照单一的道德标准来评判其对错的，更多需要面对的是历史的必然性发展和悲剧性命运的不可改变。从这点上看，西方文学中历史与道德的冲突正是延续了西方神话中神秘的宗教色彩和崇高的悲剧气氛的，这也必然使得它们终不能出现中国文学中的大团圆结局；而中国神话中鲜明的善恶对立观以及中国神话最终趋向的道德伦理化，则使得中国文学著作中大多以单一的道德评判作为衡量标准，使得纯粹的道德主题成为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大主题，这也必然导致历史与道德的冲突在其中不能得以深入展现。
综上所述，神话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生根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由于地理环境、心理结构和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千差万别，势必形成了中西方文化中各自神话的变异和差别，而且这些神话因素也以不同的面貌反映到中西方各自的文学发展中，从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中西文学的异同性，而我们则可以通过反观这种异同性，加深对民族文学的反思，并使其在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中能予能受，以增强民族文学的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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