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译、语言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西方文化内涵的互译一直以来都是汉英互译成败的关键。翻译实践表明:汉英互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还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换。译者应该突破原语文本的限制,以文化为单位进行翻译。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起着操控的影响,要兼顾译文读者和原语文化,并根据翻译的目的决定采取归化或者异化的翻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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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翻译 语言 文化内涵 文化功能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传统观点理所当然地把翻译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由此引发的对于忠实与通顺、形似与神似以及直译与意译等等问题的争论至今也没有一个结果。这一观点实际上忽视了翻译是一个文化交流的行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对翻译的文化反思,其代表人物勒弗维尔认为,翻译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而是在以两种文化为背景的语境下进行。翻译、语言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西方文化内涵的互译一直以来都是汉英互译成败的关键。翻译实践表明,译者应该突破原语文本的限制,以文化为单位进行翻译。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起着操控的影响,要兼顾译文读者和原语文化,并根据翻译的目的决定采取归化或者异化的翻译措施。
一 翻译既涉及两种语言,又涉及两种文化
翻译家尤金・奈达曾经指出:“关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影响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文化涉及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等等,每个方面都有其十分丰富的内容。语言与文化是紧密相连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一定语言总是历史地与一定文化相联系。语言中蕴藏着一个民族丰富的文化价值及其独特的文化意义。因此,翻译不仅仅只涉及两种语言,它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巴斯奈特(Bassnett)也认为“翻译决不是一个纯语言的问题,它深深地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而是沟通两种文化的桥梁。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中两个根本不同的体系,属于异质文化。翻译实践证明,文化异同是汉英互译的主要障碍,而保持原文与译文文化功能的一致是汉英互译的关键所在。大家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中国人招待客人的时候常常会谦虚地说:“今天饭菜不好,请多多包涵。”若中国人请西方客人吃饭,开席时说:“The food is not very good,please forgive us.”西方客人一听就可能不高兴了:既然不好,为什么还要用来招待客人呢?为了尽量减少这种不必要的误解,关于这种心理文化异同所造成的文化冲击,我们必须依据语境进行文化调节,译出其文化内涵,发挥其文化功能。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These are best dishes we're able to prepare.Please make yourself at home.”
如果仅仅从语言的层面上来略论这两句话,它们的意思似乎毫不相干,但是从本质上看,他们的文化功能是一致的:都是主人开席时的客套话,都表达了主人的好客之意。中国传统文化提倡谦虚的美德,对自我的价值判断通常以自贬的形式出现,以此来抬高对方的地位。上述客套话正好反映了这一特点,恰当地体现了主人对尊贵客人表达不尽的殷勤之谊。而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普遍强调个人的自我价值和独立性,对个性的尊重胜于社会性。后一种翻译也正好体现了这一点,表达了主人为招待客人倾其所有、希望客人尽兴的好客之谊。
二 翻译的单位是文化
一直以来,翻译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即译者对原语文本进行语言略论,再把它转化为译语文本。然而,即使是一字不漏、字字对应的翻译也往往无法达到文化功能对等的效果。可见,翻译绝不仅仅是文本的复制和模仿,而是文化的协调与传播和介绍。传统的翻译观忽视了翻译的根本目的是进行文化交流以及翻译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认识到这两点以后,译者就应该站在一个宏观的视角来看待翻译问题,以文化为单位进行翻译实践。玛丽・斯奈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提出,翻译不是语际转换(inter-lingual transfer),而是跨文化转换(cross-culture transfer)。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也就是说,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尽量使译语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发挥原语文本在原语文化里相同的功能。翻译过程应该是一个文化交流的过程,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字、词语、句子以及段落,甚至不是篇章,而是文化。
就说作为中国文化特产的龙吧,它一直都受到中国人广泛的喜爱,然而,由于翻译的问题,它却一直受到西方人的反感。龙,通常被译为“dragon”,但是西方人一直以来都排斥这种译法,其原因就在于译者没有以文化为单位进行翻译。
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对“龙”怀有至高无上的尊重,认为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关于古人来说,龙是王权的象征,而在中国民间,龙的形象也始终是吉祥和富贵的象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受到中国人广泛喜爱的龙却一直都没有被西方人接受,反而引起他们的反感,问题就出在“dragon”,这个词身上。龙和dragon尽管都不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动物,但它们在各自文化中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是完全不同的。“Dragon”,是西方“传说中的有翼、能喷火的巨大怪物”(LDCE:p309),西方人对“dragon”,并没有好感,认为它凶残可怕,是魔鬼的化身,是罪恶和灾难的象征。据《圣经》记载,“dragon”,最终被乔治用梭镖杀死。可见,“dragon”,与中国的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无论是从形象上还是从其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上看,它们都迥然不同。不以文化为翻译单位去考虑,简单地把它们对应起来显然是错误的,是不会被人接受的。
可见,脱离文化系统进行翻译活动是行不通的,翻译必须以文化为单位。译者应该把自己当作两种文化之间的协调员,跳出传统翻译模式,从更宏观的角度着手去探求译语与原语在文化功能上的对等。
三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起着操控的影响
1 译者必须兼顾译文读者的水平和原语文本的文化功能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既要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水平又要考虑到原语文本在原语文化中所具有的功能。译者往往针对一定文化里的一定读者群的需要进行翻译。如果读者是儿童,译文就要尽量做到简单、易懂并且生动、有趣。同时,由于译文读者身处的文化环境与原语文本所处的文化环境是不一样的,译者特别要注意原语文本在原语文化中的功能,以读者能接受的方式在译语文本中体现这一功能。例如,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一句中的“summer”一词,译者就不能不顾及译语文化而把它译为夏天,因为莎士比亚眼中的英国的夏天与中国许多地方的夏天完全不一样。英国的夏天气温不高,气候怡人;而中国大多数地方的夏天气温很高,酷热难当。从这句诗的比喻意义来说,莎士比亚所要表达的文化意义显然应该是“lovely and temperate”,即可爱和温顺之意,中国的夏天显然没有这一层文化内涵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应该根据译语文化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季节去替换原诗中的“summer”,使译文在译语文化中具有原文在原语文化中相同的功能与效果,而不是斤斤计较于文本的对等。
2 译者是翻译实践的操控者
译者要突破原语文本的限制,把翻译活动视为一项与文化系统相结合的动态活动。这里所说的文化系统既包括原语文本所处的文化系统也包括译语文本所处的文化系统。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在原语文本所处的文化系统中充分消化原文,然后从原文中独立出来,最后在译语文本所处的文化系统中进行创作。这实际上是译者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妥协的过程,特别是在两种文化发生冲突时,译者必须根据翻译的目的选择靠近其中的一种文化进行翻译。每一位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并且总是会预先假设一定的读者群,之后,译者所要做的就是在原语文化中充分的理解作者的意图,并将这种意图创造性的用另一种语言再现于另一种文化。
再现的措施有异化法和归化法,译者总是根据翻译的目的自由地选择采用归化或者异化的翻译措施。归化与异化只是两种翻译措施,都要为文化传播和介绍的总目的以及每个译者的特殊目的服务。一直以来,对于文化翻译是该异化还是归化的争论不仅毫无意义也没有必要。译者是翻译实践的操控者,译文不可避免会打上译者的烙印,不同的译者必然会译出不同的译文。这些译文顺应各自的翻译目的,满足不同的翻译需求,共同为文化的传播和介绍服务。只要一个译本能够实现译者翻译的目的,满足一定读者群体的需要,它就是好的译本,采用哪种措施进行翻译并不重要。现举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十二生肖”之习俗来说明这个问题。
英国报纸《Daily Mail》曾有文字介绍过“生肖”,把中国的“生肖”和他们的Zodiac signs(即“黄道十二宫”)相提并论:
“Ann Petric looks at your animal year and your basic characteristics… As with western Zodiac signs, the Chinese astrological circle is a series of 12-12 years instead of 12 months… Each year is given an animal name and this animal determines the character and motivation and destiny of people born during the year.”
――Daily Mail, February17,1979,p.13
这里先把“生肖”译作“animal year”,接着再进行详细的解释。由于西方文化中并无生肖的说法,这就使得西方人很难理解“animal year”到底是什么。报纸作这方面的介绍只是为了增加趣味性以吸引读者,并不是要深入的研讨这一文化习俗。因此,译者选择了归化的译法,即靠近译语文化――西方文化进行翻译,把中国文化中特有的生肖与西方人熟悉的,并与之类似的黄道十二宫进行比较,生动形象地作了说明,有利于读者理解。下面这个例子也是与生肖有关的,但不同的是,它选择了异化的措施,即靠近原语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翻译:
我属鸡。我从来不吃鸡。鸡年是我的本命年。
I was born in the Year of the Rooster.I never eat chicken. The Year of the Rooster will bring me good luck or bad luck.(Chinese people traditionally use 12 animals, representing the 12 Earthly Branches,to symbolize the year in which a person is born. Spring Festival 2017,for example,is the first day of the year of the Rooster.People born in this year have the rooster as their life symbol.All other years of the rooster, according to an old Chinese saying,become either good-or-bad-luck years for them.)
如果译者只是把鸡年译为“the Year of Rooster”,而不对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作进一步的说明,由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异同性,西方读者很难理解译者到底要说的是什么。上面这种译文在译出这些词语的指称意义的基础上,又对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详加注释,这就使英美读者可以比较完整的理解句子意思,从而达到了介绍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的目的。显然,在此例中,译者选择的是靠近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翻译,因此,译文花了很长的篇幅对生肖作解释,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举例进行说明。
综上所述,翻译是两种文化的转换过程,译者通过翻译沟通了两种文化体系,达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译者除了要有两种语言的扎实功底外,还应对两种文化有充分的了解,努力提高对文化异同的敏感性,以文化为单位进行翻译,充分发挥译者的主导影响,把文本放在文化语境中进行略论,恰如其分地传达文本的文化功能。
参考文献:
[1] 奈达:《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
[2] 包惠南、包昂:《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外文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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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茨勒:《当代翻译理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
[6] 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究》,译林出版社,2000年。
[7] 顾嘉祖等:《语言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
作者简介:
曾德波,男,1976―,四川新都人,,讲师,探讨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胡春凤,女,1976―,四川新都人,,翻译,探讨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四川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探讨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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