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蔡元培是近代中国文化界和教育界的领军人物，他集中西文化于一身，热衷中西文化的交流，在中西文化融合问题上，有一套独特的见解，本文试图从他深厚的旧学传统和精深的西方文化角度切入，探析他是怎样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找到恰当的融合点，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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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蔡元培；中西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G642.0？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2-0111-02
蔡元培是近代中国的学界泰斗，文化界的领袖人物，他既有深厚的旧学传统，又通晓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中西文化相互碰撞、冲突、对立、对话、交融的过程中，他形成了独特的融会贯通的中西文化观。对当世以及后世的文化、教育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作用。
一、从“山阴才子”到“翰林革命”
1.旧学渊源。“旧学深沉，博览群书”这八个字可以概括蔡元培的传统文化功底。在甲午之前，他阅读的范围包括了旧学的经史子集各个方面。他一生博览群书，“以一物不知为耻，种种书都读；并且算术书也读，医学书也读。”①并且从他的晚年回忆可知，“背诵是必要的，无论读的书懂不懂，读的遍数多了，居然背得出来。”②这样的学习经验为他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光绪帝的老师翁同�曾评价他“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深知中国传统文化的蔡元培年纪轻轻就有了“山阴才子”的名号。他的旧学传统还可见于他少时的家世经历和仕途历程。6岁时家父为他聘塾师，11岁父亲去世后，在他家族中唯一登科之人叔父的作用下他走上了治学道路，17岁中秀才，继而做了两年塾师，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年纪轻轻就成为“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③的士大夫了。也正是基于他这样不同于大多数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仕途生涯，才有了“翰林革命”这样的称谓。蔡元培的旧学在他20岁这年开始有了更为深进的发展。此后四年他应邀到同乡徐树兰家为其校订所刻图书。徐家建有“古越藏书楼”，他工读兼顾，博览群书，旧学有了很大的长进。蔡元培字号的由来也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体现，他在1902年创办爱国学社的时候自号“民友”，后来主编《警钟日报》时，认为“吾亦一民耳，何谓民友”，于是自《诗经》中，“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两句诗中各取一字，改号“孑民”。
2.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蔡元培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因循守旧，固步自封。青年时期，他就以写不拘一格的“怪八股”蜚声江浙。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不会因为社会的发展而消亡，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性的继承。1912年，蔡元培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对封建旧教育进行改革，废弃了教育宗旨中“忠君”、“尊孔”，小学废止读经，大学取消经科。但是，他又提倡“以科学的措施，揭国粹之真相”。④他十分注意借鉴中国古代教育的内容和措施中进步、合理的成分，他举例古代的“六德”教育即现代学校中的伦理教育，“六艺”中的射、御相当于现在的体育教育，算术是现在的思维训练等等，他认为这是一种“对人的身心予以全力关注的教育”。蔡元培明确指出：“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⑤，他提到“为大学国文系学生讲一点《诗经》，为历史系的学生讲一点《书经》和《春秋》，为哲学系的学生讲一点《论语》、《孟子》、《易传》与《礼记》，是可以赞成的。为中学生选几篇经传的文章，编入文言文读本，也可以赞成的。”⑥由此可见，他虽然反对用典籍束缚学生的思想，反对强制他们读经，但他并不是一概反对青年读经，而是主张有一定基础的学生可以学习、了解，等学生有了一定的略论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就能从中汲取养分。他提倡把儒家学说作为一种单纯的学派去探讨、继承，而非像封建中国那样与政治挂钩，尤其是晚清八股考制类对思想的封固。
二、从“莱比锡”到留法勤工俭学
1.西学经历。在1894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蔡元培开始学习西方，他从1898年开始学习日文，后来学习欧洲多国语言。根据黄炎培回忆，蔡元培认为欧洲书价贵，一般人无法承受，而日文书便宜，并且日本翻译西方书籍特别丰富，所以读日文书就相当于读遍世界的书。一方面他通过日文书接触西方文化，另一方面，他认为西方社会日新月异，仅靠译本无法律到更新的知识，因此他也不放过出国留学考察的机会。从1907年至1926年，他五次出国，先后在海外旅居十年。留学考察主要集中在德国、法国及比利时，其中在德国莱比锡时间最长，因此，友人们也戏称他为“莱比锡”。
1907至1911年在德国留学期间，蔡元培亲身接触了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科技方面都远远先进于中国的现实，这更加激发了他向西方学习的热情。他在法国期间，同李石曾、吴玉章、汪精卫等人组织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提倡留法勤工俭学，鼓励青年出国留学。1914年他在法国文章发出了对中国古代曾有先进文明而现代落后于世界的哀叹，他认为，“徒自愧无补也”，只有奋起直追，努力向西方学习，才是自强之路。
2.“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蔡元培虽然惊叹欧洲文明的进步，但是，他身居国外多年的经历中，也看到了西方社会资产阶级创造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社会底层正经历着水深火热，这也引起了他的疑虑。他在《文明之消化》一文中指出，“吸收者，消化只预备。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吸收者混论而吞之，致酿成消化不良之疾”。由此可见，他并不盲目崇拜西方，而是具有一定的批判眼光，取西方文化中能为中国社会所吸收的成分去消化、吸收。
三、融会贯通的中西文化观
蔡元培所处的中国近代社会，中西文化既冲突又有交融。那么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冲突，如何抉择，作为处在中国近代变革中的蔡元培，在对中西文化对比探讨中，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中西文化观：融会贯通的中西文化观。融会贯通的中西文化观不同于当时的“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论”，具体说来，他是将中西文化联系、比较，取中国古代文化之长、或赋予新意，或用以解释西方的新文化新思想，使人们易于理解和接受。他总是找到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价值的观点，结合西方文化理念加以融合，做到“择其善者而从”。这种文化观是在第一次游学欧洲期间开始形成的。其最基本的理念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反对盲从和守旧，主张对文化做具体略论，区别对待。他认为⑦“凡是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出一种新的文化”。⑧所以就要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择善而从，以融汇中西文化。 蔡元培认为，中国人有二弊，一是自大；二是自弃。二者会互相转化，这就不利于文化交流和吸收。以史为鉴，自大往往导致闭塞、排外。晚清政府就是因为这种自大而导致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自弃又导致全盘西化。近代日本在全盘西化的最初也在很大程度上丢掉了本国文化传统。在《东西文化结合》里，他指出“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国固有文化输出。”这就肯定了我国固有文化中先进的方面。蔡元培一直倡导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但同时他又重视我国的古代教育思想，包括儒家在内的各家思想。1918年他在《在保定育德学校的演说词》中就提到这一点，以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证以中国意义，要亦不失为道德之重”。另外，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学时候一个重要的宗旨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个宗旨同他对德国大学理念，特别是洪堡和十九世纪初期一些学者的办学理念的理解密切相关，他三次留德，比较充分的体会到学术自由是德国大学观念中的一个核心观念。他认为，德意志的大学在世界最专制的国家都那么自由，可见思想自由应该是大学的通例。所以，他结合《史记・司马相如传》中“兼容并包”古语，并赋予新意“关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准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由此他提出大学，应该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而“兼容并包”这个准则，本身就体现了中西融合。从他主持北京大学革新时聘请的教员囊括新、旧、东、西学来看就能体现这一点。教员中有极力推广新学的陈独秀、李大钊等；有思想守旧一点，但是做专门传统文化学问的崔怀庆、黄继刚；东方学术大家也是鳞次栉比，如做过国史编撰的周作人、讲授印度哲学的梁淑敏；另外，他还聘请杜威来此讲学，聘请法国专家开设法国文学专题讲座。
蔡元培这种革新旧学，学习外国，择善而从的融会贯通的中西文化观，体现在他一生的文化、教育活动中，西语论文，不光在近代中国社会对沟通中西文化起了重要影响，产生了及其深远的作用，即使在今天，对人们也是颇有启发意义的。
注：
①蔡元培.《我的读书经验》，《蔡元培全集》[M]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②蔡元培.《我所受旧教育的回忆》，《蔡元培全集》[M]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53页。
③罗家伦.《逝者如斯集》[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80页。
④蔡元培.《发刊词》，《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
⑤蔡元培.《关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全集》[M]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⑥蔡元培.《对于读经问题》，《教育杂志》[J]第25卷第5号，1935年5月。
⑦蔡元培.《东西文化结合》，《蔡元培全集》[M]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51页。
⑧蔡元培.《答林琴南的诘难》，《蔡元培全集》[M]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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