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夫提：在比较大的教坊内，有教法官穆夫提，或称“哈的”。[7]他依据《古兰经》、“圣训”以及其他伊斯兰教教法作品，解释和决定有关宗教教规教律的问题，裁判教民之间的纠纷，处理教坊内一般的民事、刑事案件。穆夫提不在掌教之列。他是伊斯兰教法学制度的代表，有掌管户婚、钱粮等词讼的权力。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虽有敕文禁止，但这种权力始终存在，直到民国时期（1911-1949）才逐渐消失。 海里发：西北地区称“满拉”，是在清真寺专门学习宗教经典的学员。明代中叶，在阁的木教坊开始出现经堂教育制度，清真寺招收一定数量的学员，由教长阿訇传授经文，以培养为新一代的宗教职业者。他们在寺内学习和食宿。毕业后，经过“穿衣挂幛”等仪式，取得阿訇的资格，便可以受聘为阿訇。 穆札威尔：亦称“寺师傅”或“四师傅”，负责清真寺水房打水、烧水、灌水、打扫寺院、伺候阿訇等杂务。有的寺里还有其助手“五师傅”。他们都属于寺的勤杂人员。 管理寺务的有： 没塔完里：过去称为“管事乡老”，有的地方称“学董”或“社头”，多由富有的年长高目一人或数人担任；负责管理本坊清真寺的土地、房产和其他宗教收支费用，筹办各种宗教节日活动，决定阿訇的选聘和其他一般寺务。 乡老：清真寺一般还请乡老数人协助管事乡老管理具体事务，也有的教坊在管事乡老以下设“四角乡老”，即按清真寺的东、西、南、北四方各设乡老一人分别负责各方地区的具体寺务。 （二）教坊制度下清真寺的经费来源，完全依靠本坊的高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札卡特天课：纳天课是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根据伊斯兰教的说法，这是穆斯林必须遵行的“天命”，目的是教人尽人道的义务，去吝啬的习性。该教规定，穆斯林资财达到一定数量时，每年应按规定税率纳课，商品和现金纳四十分之一；农产品纳二十分之一至十分之一；驼、牛、羊和矿产各有不同的税率。中国伊斯兰教解放前以“天课”名义征收的赋税，主要有札卡特（天课）、欧舍尔（什一税）、吉兹亚（人丁税）。阁的木对这种天课制度虽颇为重视，纳天课的数目却并不严格，阿拉伯语论文，一般由管事乡老根据情况向高目们摊派，而负责接受保存天课的则是各教坊的教长。 2、房、地租收入：各坊清真寺的房屋、土地等寺产，名为“卧各夫”。寺产出租的收入，是清真寺一项重要经费来源。 3、各种名目的寺费：有“月捐”、“煤费”、“斋费”、“学课”等等。月捐每月一次；煤费一年一次或两次；斋费在每年入斋时一次，数目不定，由本坊高目自由捐助；学课是给阿訇、海里发的薪俸和供养。 4、大柜收入：穆斯林每次到寺里沐浴时，自由投放在沐浴室大柜里的钱，称为“大柜收入”。这种收入因寺的大小不同而不等，有的大寺每月收入近百元。 5、下刀费：伊斯兰教关于宰牲是比较严格的，要求有两个基本的条件：第一，宰牲的人必须是穆斯林；第二，宰牲时必须用阿拉伯语念诵安拉之名，谓之“道太思米也”。中国穆斯林根据传统习惯，无论是自吃的还是出售的禽畜，一般都到清真寺去宰。宰牲所付的报酬，称为“下刀费”。下刀费一般归宰牲者所有；如果收入较多，则从中提出一定比例上交寺院。 6、其他收入：阁的木提倡散“撒德格乜贴”（也叫“随心乜贴”），鼓励穆斯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随时“举意”，施舍钱财给寺院，数目不定。阿訇为教民念经时收取“经礼”，俗称吃“海提业”。 上述种种收入，构成了阿訇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寺院经济。这种寺院经济关于教坊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解放前贯穿于教坊制度全部发展进程的一条经济线。 三、教坊制度的形成 恩格斯论述“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的原理时曾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学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8]教坊制度属于上层建筑。它作为中国回回民族的一种宗教制度，绝不是出于人们的主观意愿，而是因为有它赖以生存的、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就是说，教坊制度必然受其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我们必须首先详细探讨它的这些物质生活条件，才能正确地理解它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影响。 （一）教坊制度形成的物质生活条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