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两朝统治者，在政治上，利用回回人帮助统治中国；在宗教上，也利用回回人所信仰的伊斯兰教作为统治工具。他们任用伊斯兰教的上层人士，对伊斯兰教的学者“答失蛮”[15]明令保护，还予以免除赋役等特权。 元、明两朝伊斯兰教的地位如此优越，清真寺的建筑当然是不受限制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太，在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左右曾到中国一些沿海城市游历。据他说：“中国的每个城市里都有穆斯林的聚居区，他们有自己的礼拜寺，他们受到尊重。”[16]这是符合当时实际的。这些清真寺，有的是朝廷拨内帑修建的；有的是官僚士大夫阶级“舍宅为寺”或独资创建的；多数则是各地穆斯林根据宗教生活的需要，彼此之间互助互济、募捐筹建的。我国很多清真寺均建于公元13至15世纪上半叶，其因盖在于此。 清真寺是回族人民社会生活的中心，它的职能和影响是多方面的。人们不仅在那里接受宗教教育、举办婚娶、丧礼、纪念亡故先贤集会、宰牲、排解纠纷、学文习武，甚至在那里治疗疾病。因此，只要有一些人在某地建寺，就会有更多的人向这里聚集，回族人的“小集中”的局面就这样形成了。在城市，回族人自成区域或集中住在一两条街上，如北京牛街即系回民街；在农村，则自成村落或集中在村中的一部分，如山东陵县冯老庄即是一回民村庄。 3、全国范围回民的主要分布，一是在地多人少的地方居住和繁衍；二是在水陆交通干线、运河两岸。主要居住区域如下： 西北的河西地区（包括现在的宁夏和甘肃的张掖、酒泉等地）和陕西。这些地区距西域较近，回回军随同蒙古军进入中国时，最先抵达这些地区。在元代，这里是重要的农垦区。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免回回人屯戍河西者银税”的诏令下达后，进一步有利于这一带回民的发展。 云南是元、明时期回民的又一主要聚居区域。云南回民多为赛典赤·赡思丁及其部属的后裔。赛氏曾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后来他的儿子纳速喇丁和忽辛先后继其位，政绩很好，作用颇大，遂使回族移至此地。明初，有许多人随沐英进入云南，从而使这里的回回又有了新的发展。 中原地区：如河南、山东、北京等地，在元朝时便有了回回屯田居住；到明朝，不少回民由南方循运河向北发展，迁徙至河北沧州、盐山、通州等地，从而使这里成为回民聚居地带。 江南地区：唐、宋时有大量来华经商的穆斯林，住在沿海通商口岸的“蕃坊”里，世代侨居中国。到元、明时代，他们已成为土生土长的中国穆斯林，“蕃坊”也衍变为“教坊”。此时，还有甘州、凉州等地的“寄居回回”和“归附回回”，被迁徙到江南各地。因此，在杭州、苏州、扬州、丹阳及长江中下游的南京、安庆、武汉等地，都有回民聚居。 上述回回民族这种分布特点，为教坊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地域条件。因为“大分散”，全国不可能建立统一的宗教机关，各地的清真寺只能是各自独立，互不统属，各教坊只能是一个独立的宗教组织单位。因为“小集中”，所以一个地区的教民能集款造寺，并以清真寺为中心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地域性宗教集团--教坊。16世纪中叶，西北地区出现了门宦教派。后来，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社会阶级的分化，封建势力与宗教势力紧密结合，门宦教派的教坊单位被突破，形成门宦制度。但从全国范围看，广大回族地区实行的基本上仍是教坊制；即使在西北地区，这种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坊制度，仍然与门宦制度并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回族“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特点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四、教坊制度在回族史上的影响 元、明两朝的统治者，在利用回回人的同时，也都对之进行过歧视、虐待，采取过一些限制和同化政策。但是，他们终究未能阻止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推究其因，教坊制度的组织保障影响应是不容忽视的。 一个民族的团结、统一，需要有共同的政治要求、共同的经济利益和感情上的联系。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借助于思想上的一致和意识形态的统一才有可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回回人是以伊斯兰教的形式实现这种一致和统一的。 西来的回回人是带着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迁徙来华的。但是，由于生活上的不够安定，由于新环境的强烈作用，由于封建势力尚未与宗教势力紧密结合，他们当时的宗教活动并不很严格，而且也都只局限在个人信仰的范围。要使伊斯兰教成为一面旗帜，将全体回回人齐集在这面旗帜下，就须建立一种组织制度。于是，教坊制度便应运而生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