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拉·萨德拉的著述虽然大体上可分为理性与宗教两大类,然而每一著述又都可视为理性与宗教的完美的谐和。每一著述中,即使是哲学方面的作品,也都充分地引证《古兰经》文以资佐证其论点,同样,甚而在《古兰经注》类作品中,又都充满诺斯替主义的、理性的阐释。不过,对他的作品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其内容涉及宗教方面的多于理性方面的;心灵直观的认识多于理性的认识。上述诸多著述大都染有诺斯替主义的色彩,其中色彩较浓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如《主的神性的征象》、《宝座的智慧》、《〈古兰经〉文的奥秘》、《心识》等;偏重推理性作品如《指南注》以及对《医经》的有关评述。 他的代表作,毫无疑问是他的《精神旅行四程》。这是一部鸿篇巨制,堪与《医经》与《麦加的启示》相媲美,或者说,介于伊本·西纳的逍遥派百科全书与伊本·阿拉比的隐秘学科大纲之间。 《精神旅行四程》,其旅行并非是一般意义的旅行,而是创始精神自我实现的旅行,它分为四程: ( 1)生物或创造趋向造物主或真主的旅行; (2)同真主在真主中旅行; (3)同真主一起向创造旅行; (4)同真主一起在创造中旅行。这部作品逻辑建构谨严,并系统地阐述了心灵直观认识的旅程。其第一卷内容研讨“存在”及其显现;第二卷研讨实体,即理性、灵魂、肉体、偶性,其中包括自然哲学;第三卷研讨神义论;第四卷研讨灵魂的起源、形成与终结。所有各卷、各主题都旁征博引古代先贤和哲学家的言论,蔚为大观,为这一新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 依据穆拉,萨德拉,知识分为两种:一来自正规的传授,一源于理性的直观。前者,在学校在教师的帮助下获得;后者的知识较之前者具有更大的确定性,为众先知、众圣徒通过灵魂净化和理性的纯真所具有。据此,穆拉·萨德拉的思想、观念的源头亦来自两方面:一来自所受教育,或源于典籍;一来自精神的,不可见的方面,它是一切内在的、光照的源泉,穆拉·萨德拉被称之为“隐遁的伊玛目”。 在穆拉·萨德拉的新的综合思想体系中,属于前者知识范畴的可探测出五条清晰的思想脉络,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及其追随者的哲学、新柏拉图派哲学(尤其是普罗提诺的《九章集》,穆斯林将其认作是亚里士多德的作品) 、伊本·西纳的哲理、伊本·阿拉比的诺斯替主义教义,以及伊斯兰启示,特别是众先知和什叶派伊玛目的隐义训示,其中后两者的渊源,对穆拉·萨德拉的新学说尤为重要。穆拉·萨德拉的新学说的建立基于两个方面:一是将诺斯替主义的、尤其是伊本·阿拉比及其追随者的直观认识置于逻辑框架之内;一是从伊玛目特别是《雄辩之路》中所提及的伊玛目训谕中所得出的哲学与形而上学的暗示。这一被誉为穆斯林神智学派的思想背景则是什叶派教义。 同苏赫拉瓦迪一样,穆拉·萨德拉十分重视前苏格拉底的希腊哲学家和智者,且无论是属于历史上还是神话中的人物,视泰利斯(约公元前624—前547年) 、阿那克西曼德(约公元前610—前546) 、阿伽特代蒙、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495—前435)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前500)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等人为古代世界拥有整体智慧的最后一批贤哲。穆拉·萨德拉同其他穆斯林哲人一样,认为希腊哲学并非始于而是终于亚里士多德,并且其后的所有希腊智者皆为人文和科学的大师,唯独不掌握形而上学。因此,在穆拉·萨德拉看来,希腊哲学本质上属希伯来人的智慧,为希腊人所继承,所综合,后期又为希腊人忘却一部分。随后,这一智慧又被引进穆斯林思想观念中,在伊斯兰启示的指引下开花结果。这就是为什么穆拉·萨德拉在拒绝逍遥派哲学或光照理论的某些观点的同时,不断地吁请首先要遵从《古兰经》和圣训,然后借助穆斯林所熟悉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哲理名言的原因。 穆拉·萨德拉的天才禀赋使他能够把三条不同的途径启示、理性的论证、灵魂的净化(最终三者依次通向光照)综合、整一通往“真理”之路。对他来说,心灵直观的认识、哲学、启示的宗教,全是和谐整体的组成部分。他在一生中,在其著述中,一直寻求这一整体的和谐。在他所创建的理论中,理性论证或哲学,尽管不必然地限于希腊哲学,都与《古兰经》和圣训、伊玛目的训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与通过灵魂的净化而获光照的结果、诺斯替主义教义合而为一。所以,穆拉·萨德拉的作品是集逻辑论证、希腊直观的认识、圣训与《古兰经》引文于一身的合成体。他通过象征的阐释使启示的隐义具有心灵直观认识的色彩,通过心智的直觉使推理、思辨思想服从于诺斯替主义的普遍真理。他所开创的这种在诺斯替主义光照下且寓于伊斯兰意识框架之内的启示与科学的综合学说是法拉比、伊本·西纳、噶扎利、苏赫拉瓦迪乃至从塞尔柱王朝(1037—1157)至莎法维王朝的系列哲人、智者从不同视角孜孜以求的结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