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严复的翻译观，译文A-a可称为“不悖本文”，“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遵循了“汉以前字法句法”，实为佳作。依照卡特福德的“话语对等”理论，原作与译作的语言材料基本对等，也是佳作。但是，依照奈达的“动态对等论”，读者的理解更重要，如果读者没有相当的古文修养，译文A-a就没有A-c更具现实意义和生命力。而对于A-b，原文中并没有出现“初搭就、疏、冷”这几个汉语词义，作者为了合辙押韵，为了补充悲秋语境，增译了这几个词汇。关于这样的做法，我们姑且抛开译作A-b的语言是否精妙，内涵是否准确，只看他“不求同，敢求异，再创作”的勇气和决心，就完美地践行了本雅明的“纯语言”观所追求的“‘译者冲破自身语言腐朽的障碍’，‘在自身的语言中解除另一种语言对纯语言施加的魔咒，通过对原作的再创作，解放囚禁在原作中的纯语言’”，本雅明对译者的“解救者”地位的肯定也就是肯定了其再创作的翻译行为，A-b在本雅明理论看来必定是优于其他，堪为楷模。 通过上述略论可以看出，严复的“信、达、雅”理论关注原作的传递；瓦尔特?本雅明的“纯语言”观重塑了译者的地位；奈达的“动态对等论”以读者为导向，根据这些不同的观点产生了不同的翻译标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真理是发展的，世界上没有一种完美的翻译理论可以称之为绝对真理。翻译理论也在不断发展。90年代对翻译本体的集中思考（Hervey & Higgins，1992；Venuti，1992;Robinson，1997）以及对翻译定位的努力（Niranjana，1992）、翻译探讨是“范式革命”还是“视点转变”（Snell-hornby，2017），为我们研讨和歌汉译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出的“四因说”[13]，Pym的翻译“四因说”给了我们启示——翻译标准不应该是一元的，而应该是多元的。翻译唯一标准的时代已成过去，评价每篇译作决不能简单地以“好、坏”来下结论，多元化认识翻译标准问题已是必然。 3 “翻译标准”的二个维度 多元翻译标准的存在也会为翻译理论指导实践带来混乱——究竟什么样的译作才算是佳作?和歌汉译到底应该怎么做?是否诗歌翻译可以只求“雅韵”而不求“忠实”?在和歌汉译时我们要追求怎样的目标?甚至于是否翻译不需要理论指导?要解答这些疑问，有必要从翻译活动本身出发，探讨翻译过程涉及的要素，研讨这些要素之间的联系，以便我们对翻译有本质的理解。 近些年，许多翻译理论开始关注翻译行为过程中发生的认知过程。Holme（s1988）认为，描写翻译学可以分为侧重功能、侧重过程、侧重产品的探讨。[14]Hansen 用“语言、社会情境、认知过程”三个联系词，将翻译探讨区分为三个维度[15]，这是翻译探讨探知翻译属性的过程。袁辉等认为，翻译的性质至少有三个层面：物质层面、精神层面、社会语言学层面。在层出不穷的翻译理论新说以及频繁的探讨转向中，翻译学渐次展开了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心理世界三个探讨维度。[16]这些探讨给了我们启示，我们可以遵循这样的思考——从和歌汉译的两个维度探索和歌汉译过程所涉及的要素，略论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从而得出对于诗歌翻译标准的结论。 3.1 维度 1——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