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活动首先是人的活动，包括作者、译者、读者三个层面，三者的人生经历、所处的社会背景、艺术背景、各自的语言使用和理解的功底作用着三者对原作和译作的认知。 南非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纳丁?戈迪默说：作家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是有可能合而为一、相互融铸在同一著作中的。换句话说，内心世界（实际上就是主观性小说，技巧、感受力、感觉——甚至是其技术方面，即措施）均可与外部世界（即题材）一起应用。对作者来说，著作是内心与外在环境的综合展现。译者如果不能完全了解作者的内心世界，不了解作者所处的外部世界，也就不能完全了解著作的背景，日语论文，也就谈不到准确表达作者想要表达的内涵。所以作者必须深入理解作家、著作。 还以和歌A为例。这首和歌一说是日本天智天皇（626-671）的“悯农歌”。天智天皇是日本第38代天皇，在位4年，他于公元645年消灭以苏我氏父子为代表的豪族政权，在日本实行“大化改新”，仿效我国唐代的政治制度，推动改革，奠定了日本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基础。他明确农业是“立国之本”，所以体恤农民的劳作辛苦。A-a、A-b、A-c三篇译作都是按照这一作者背景来翻译的，句中遣词多有“茅屋”、“冷露”、“湿衣”，充满对辛苦劳作之人的同情。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天智天皇做这样的一首“悯农歌”与咒术有关，有祈祷五谷丰登之意。三篇译作都没有译出“咒经”的韵味和气场，如此说来皆难称佳作。但从另一角度看，即使译者译出“咒经”的“气”与“味”，读者是否能如作者或原作读者般，体会到祈祷的魅力呢?这种在译者和读者间存在的对“作者”和“原作”艺术的缺省，译作是否有能力、有责任去补充完整? 从能力角度看，在小说等文学著作翻译时，有作者尝试用“直译”加“旁白”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关于讲究用词简练、意境深远的诗歌翻译而言，这并不是上策。完美解决艺术缺省问题，诗歌的译作只能通过诗评或说明来完成，否则翻译出来的诗作难称为诗，也就失去诗的美感和诗的价值。 从责任角度看，如果作者没有努力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起语言与语意内涵等价、等值的桥梁，艺术存在着的缺省，原作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就没有在译作中完美再现，所以补充这种“艺术缺省”是译者的责任和目标。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明白，参与到创作（作者、译者）、感悟（作者、译者、读者）活动中的三者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艺术背景、不同语言理解程度的个体，对同一事物、同一思想的理解注定达不成和谐统一。有时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内涵大于译者、读者的感悟，有时译者的理解和表达超越了原作者的本意，还有时读者过多或过少地接受译作所传递出来的信息，与阅读原作的译者之间产生受容量的异同。这些异同的存在，就难以用统一的准绳来衡量译作的价值和水平，重视作者思想的、重视译者领会和表达的、重视读者信息受容的译作都可以称为佳作。所以，作者、译者、读者是翻译标准设定的决定性要素，这三者处于社会艺术背景这个大范畴中，通过著作——原作与译作建立起关系，相互交叉，不能等同。翻译的标准也由于出发点的不同而不同。 3.2 维度 2——著作 翻译活动是围绕著作来展开的，著作包括原作和译作两个方面，二者的目的性、社会性、文化性、规范性，受两种语言表达难以一一对应的制约，存在着难以统一的矛盾。 和歌A的三篇译作在汉语言的语言规范、语言文化方面都注重了押韵和格律，社会性评价方面不同角度结论不同，前面已经讨论，不再赘言。 那么在原文语言内涵、原文表达的目的性方面的又如何呢?诗中出现的景和物一般都是高度浓缩的意象，承载了诗人要表达的情感或寓意，诸如寓情于景，托物言志等手法的应用皆源于此。当和歌A中出现“秋田”这个词时，持汉语的译者和读者很容易联想到“丰收的金秋”和“秋风萧瑟”、“秋凉凄苦”两种截然相反的诗境。如果取其“丰硕金秋”之语境，正如译作c的“金黄的原野”译句，将丰收的喜悦与后面的“屋漏、冷露、风凉”等表现秋悲的意境呼应，前后语境矛盾，这是对原作语境的误读，更是对原作艺术背景的误读，有只为拼凑诗歌节奏而为的嫌疑，令人为之捏把汗。但是，如果只取“金色”是对收割前的稻穗颜色的白描这一颜色特征，这样的翻译也未尝不可。如果取其“秋苦秋悲”之意境，a、b、c三首译作的“秋”与后面的“陋屋”、“冷露”、“湿衣”形成“凄凉感”的呼应，会将读者带入“悲者更悲”的诗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