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中日两国的主要异同在于中国人心目中的“能干的人”，是有社会性、代表性、引导性以及表率性的“劳模、榜样”，而日本人更加侧重于一般性、普遍性以及做事认真、踏实肯干的人。 “能干的人”属于正面评价的语义项，但在中日两国的性向词汇中，均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负面评价词汇，日语尤其突出，多达11例有余，远远超出中国的5例，占总数的16%。这种“负面评价的价值取向”与日本方言的探讨成果极其相似。室山（2017）指出：“在所有的方言地区，‘指向价值’是以大家力所能及的平均劳动观念作为标准。关于超过‘指向价值’的行为，视为‘过剩价值’，出现了由正面向负面转变的现象”[24]。尽管大量的正面评价词汇说明“能干”是中日两国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但是，关于那些只会工作、拼命工作、不顾其他的人，却给予了辛辣讽刺与严厉批评，告诫人们不能成为「仕事虫、働き蜂、仕事鬼」，以致患上「仕事病」。凸显出中日两国的“指向价值”以及人人平等的“横向思维模式”。这一点也可从第8小项“懒惰、不干活的人”中得以佐证。也就是说，在对人评价方面，中日两国都具有「下降性倾斜の原理」，凸显出中日两国艺术中深层的“负性原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