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 4. 原文：但是想到自己是“新兵蛋子”，只好忍辱负重。 将“新兵蛋子”直译为“新兵の卵”。 “卵”在《新世纪日汉双解大辞典》上的解释为：（1）卵，蛋。鸟、鱼、虫等雌性的生殖细胞，（受精发育） 长大后成为雏鸟、幼鱼或幼虫的东西。 （2）鸡蛋。 （3）未成熟，青瓜蛋子，未出茅庐。还不顶用的学习中的人。共有三条含义，最后一个引申义才是对该词的正确诠释。在未加注的情况下，关于不了解相关中国艺术抑或忽略“卵”日语引申意义的普通日本读者来说显然会造成语义理解上的困惑。 例 5. 原文： 枪杆子应该握在根红苗正的革命接班人手中。 将“根红苗正”直接翻译成了“赤い血筋” （红色血统）。 “根红苗正”是一句盛行于“文革”时期的政治用语，强调家庭背景好，如工农兵家庭。 这关于不知“文革” 相关历史背景的日本读者来说理解显然相当困难。这些直译的措施需要读者有一定的源语艺术基础，再进行一定的推理和解读，带入原文进行感知。在不加注释的情况下， 无法产生相关艺术背景的联想，即使关系上下文这些艺术负载词引申意义也无从得出，读者理解困难，也就谈不上认同或共鸣。 作为被调查的日本师生， 对上个世纪 60 年代特定时期的著作背景知晓不多。仅有比较模糊的概念和断续的知识，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文学译作对读者理解能力和文学素养有一定的要求，但是否能被广泛接受并在阅读上不引起误解值得译者重视。但直译加注释的诠释法就一目了然，既照顾了艺术负载词的内涵，又拓展了读者的艺术背景知识。因此，在避免过度翻译的前提下，用注释保留其艺术内涵的措施比较适合中国文学在日本的译介。 四、艺术主体性思维下的译介启示 （一）艺术负载词的直译加注释的诠释法 王银泉在对于艺术负载词的英译中提到：关于汉语艺术负载词的音译，我们已达成基本共识，即采用汉语拼音加解释性译文的翻译策略不但是可取的，而且是可行的。金惠康在谈及传统中国艺术翻译中也认为，在介绍传统中国艺术的汉英翻译中应遵循物从主人、名从主人、以我为主的翻译策略。 由此可知，日语论文，直译加注释的诠释法在中英翻译中几成惯例。事实证明，虽然日语与中文属于不同语系，其思维逻辑和语言规则不同，但由于中日语言的艺术趋同性，日语翻译也同样可以借鉴。 艺术负载词由于其特殊性，仅仅通过直译无法恰当准确地传达出语义， 必须加以注释，才能完整地表达其含义。 源语艺术与目的语艺术在空间上跨度很大，再加上源语文本描述的内容主要发生在“文革”时期，由于历史的演变和社会发展，极易造成理解困难。但若译者为了方便受众理解而进行译介的创造性叛逆，即二次创作，则超出了译者的本来职责，也必然造成原意的扭曲和审美的破坏，有不尊重作者之嫌。所以在翻译时最好在直译的基础上用注释达到跨艺术交流的目的。 翻译意味着交流，交流的效果取决于译文读者能了解到些什么。判断译文的优劣不能停在有否对应的词义、语法结构和修辞手段，重要的是接触译文的人有何种程度的正确理解。 所以，谈效果对等最根本的是必须比较接触原文的人怎样理解原文，接触译文的人怎样理解译文。 即此翻译应该关注主要受众的需求。问卷调查显示，《白狗秋千架》虽然是通俗文学，但在日本的受众主要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探讨者、诺贝尔获奖文学探讨者或是文学专业的学生等，普通学院生对此知之甚少。 探讨者们并非都懂中文，他们的探讨需借助日文译著。直译加注释的翻译方式注重还原原著，保持原作的文学性和深度，有利于加深读者对原著的理解和中国艺术内涵、特色的保存。 如果一味地强调通俗易懂的意译，增强目的语的可读性，显然一定程度上会失去其文学性，也无法达到跨艺术传播的目的。 （二）保留一定的艺术异同性 语言文字是艺术的产物， 它承载着艺术信息，同时也是交流的手段和工具。因此将一种语言文字转化成为另一种语言文字的过程，实质就是将这种艺术产物和其所承载的该民族独特的艺术信息转化成另一种艺术载体传达其承载的艺术信息，使彼此之间语言文字不懂不通的人们的交流成为可能，这就是翻译功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