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玄奘西行取经17载，归国后毕其生于佛经翻译，其译着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高峰，被誉为“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玄奘践行的翻译观开创了中国译经史的新风格和新局面，本文通过剖析其翻译观，关系当今实际翻译思想，对其作现代意义的诠释。 【关键词】玄奘；佛经翻译；翻译观 1.引言 玄奘（公元600-664年）主要生活在初唐时期，28岁时，抱宏图大志前往印度求学，西行17载，其间历经千辛万苦，回国后的二十年中，毕生从事佛经翻译，总共翻译了佛教大小乘经论75部1335卷，共计1千多万字，玄奘的译着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高峰。印度学者柏乐天认为玄奘的译着是中印两国人民的伟大遗产，指出“玄奘无论如何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玄奘开创了中国译经史的新风格和新局面，佛教史家把鸠摩罗什以前的译经称作“古译”，罗什及其后的译经称作“旧译”，而把“新译”的名称给予玄奘。可见，玄奘践行的翻译观为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注入了新鲜血液，也是其取得辉煌成就的理论基础。关于玄奘的翻译，有人视为“唯一精确直译之文，忠实于印度原文”，也有人视其为“不忠实于原文的意译”（吕澂语，《覆熊十力书七》）。两种看法均有其客观略论的基础，从玄奘的译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端倪。不过，结合两种观点，更能通达玄奘翻译思想之核心——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玄奘既重“信”，又重文体风格，实为直译和意译的完美结合，正如梁启超所云，“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参见周敦义《翻译名义集.序》）玄奘所立“五不翻”准则，对后世的翻译活动，特别是译名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影响。本文通过剖析玄奘译经的理论主张，结合当今翻译思想，将其置于现代视野下，诠释其理论意义。 2.理论主张的历史背景及其渊源 玄奘是伟大的翻译实践家，汉语功底深厚，西行17载，又造就了高超的梵语水平，英语毕业论文，精通语言又深通佛理，译文似天成之作，登峰至极，“览文如己，转音犹响”（《大唐西域记》）。玄奘译经的质量，达到了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实践成就一方面得益于理论指导，同时又提升理论认识。因此，尽管玄奘的译论留存极少，但其思想精华闪现出的光芒历经千年，依然眩目。从翻译历史看，玄奘并非实践第一人，亦非理论先行者，在其之前，译论已散见，各家观点也形成了争锋的局面。玄奘在译经繁荣、译家辈出的时代，超凡脱俗，毕其终生于佛经事业，剖析当时的背景及历史渊源，有助于了解其理论主张的基础和源头。 佛经翻译始于汉代，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时，安世高已经开始较大规模的译经活动了。然而，英语论文，一般认为，佛经译论开篇当推三国时支谦的《法句经序》（参见陈福康 2017：6）。支谦认识到翻译之难——“名物不同，传实不易”，进而审视时下之观点，起初责“质直”之言为“不雅”，后则附众随流，在“实宜径达”声中，也便“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了。可见，在佛经译论诞生初期，直译、意译之争便开始了，支谦在直译的洪声中，既有随附，也有阻抗，其译文“辞旨文雅，曲得圣义”（《高僧传》）。当时众译家还引用老子和孔子之言为其直译观辩护，这说明我国译论从一开始便深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传统文论和翻译理论紧密结合。其实，这种“弃文存质”的直译主张是翻译早期发展历史的必然反映，因为早期的佛经翻译不仅受制于译者的双语水平，还受到文化的阻隔，而且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足，经文质朴而旨圣，译经“唯惧失实”，应该“得本缘故”（道安语），力求符合原文原意。由此可见，我国开篇译论孕育在直译占主导的土壤之中。随着佛家文化渐入本土，异质之言或径入或文饰，佛经翻译家也注意到佛家经典与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的融合社会必要性，译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从道安对意译的斥责可以看出当时的意译之风。道安（314-385）坚持“委本从圣，乃佛之至诫也”，反对削胡适秦，饰文灭质，求巧而失旨。“五失本，三不易”概括了其理论主张及其对翻译的认识。鸠摩罗什（344-413）通晓梵汉，堪称“译界第一流宗匠”（梁启超 语），其译经质量受到很高评价。从其译经来看，罗什偏意译，趋文饰，注重表现原文的文体与语趣，因此，其译文“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赞宁语 参见《宋高僧传》）。罗什对翻译的见地隐于一个妙喻之中，“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参见陈福康 2017：18）其后高僧关于“文”、“质”之见，多执中用两，持一种辩证、厥中的看法。彦宗（557-610）着《辩证论》，“以垂翻译之式”（彦宗）。从评述历代译经及译论到经验总结，再到垂范译者的“十条”、“八备”，彦宗对翻译的研讨“可谓深探本源”（梁启超语），说明我国古典译论已从论述翻译措施扩展到了对翻译主体的关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