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拟从中国翻译理论体系的历史发展着手，对未来理论体系的构建、继承以及借鉴作出简要略论。笔者认为，我国自汉唐以来便开始了大量的翻译实践活动，在此基础上，众多优秀的翻译家总结、提炼了很多精辟的翻译理论，只有把这些理论和实践与西方的翻译理论结合起来，真正展现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才有可能建立起来。 【关键词】翻译理论体系；系统性；继承性；借鉴性 众所周知，中国有着悠久的翻译历史，最早的翻译活动可追溯到周代。从有翻译活动开始，人们就在长期实践中探究总结出种种翻译思想或措施，这些思想包括对翻译性质、准则的认识，翻译的技巧等等，几乎涉及了翻译领域的方方面面，为建立系统的现代翻译学理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开始于东汉的佛经翻译，在大量的翻译实践基础上，当时许多优秀的译者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东晋的释道安首先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提出译文要贴切原文，是直译理论的代表。到了唐代，玄奘认为佛经的翻译标准是“既需求真，英语论文范文，又需喻俗”，求真就是要紧贴文本，忠实传达文本的原义，而喻俗则是要考虑到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实际上，从玄奘开始，中国的翻译理论已经提出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把翻译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到了清朝末年，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信，达，雅”这一具有深远作用的翻译标准成为了中国翻译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之后，中国译者对“信达雅”的讨论就从未终止过。“五四”运动之后，由于当时的学者提出文字革命，倡导大家使用白话文，这股潮流也作用到了译界。胡适发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号召，主张译文使用白话。瞿秋白更明确地指出:“翻译——除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翻译活动担负着引进新思想、创新中国古老文字的重要使命，严复提出的“雅”的标准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但是信与达仍然是非常贴切的翻译标准。三十年代初，译界开展了信与顺的辩论。当时赵景深提出“宁错而勿顺，毋拗而仅信”，鲁迅则提倡“宁信而不顺”的硬译。通过这些辩论，中国译界对原文内容和原文形式之间 的辨证联系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建国以来，中国和外界的交流更加频繁，涉及的译入语言种类更加丰富。随着翻译实践的增多，译界对翻译理论的探讨更加系统化，许多翻译家大都提出了自己的翻译准则。傅雷提出翻译应求“神似而不是形似”，与此同时，钱钟书认为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化”。在《林纾的翻译》（1963）一文中，钱钟书提到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化”。在他看来，把著作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异同而露出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傅雷、钱钟书两位大家之外，当时中国译界对于翻译理论的讨论还很多，有的认为“不妨采用欧化句法”，有人提出“形似，意似，神似”，有的认为“译者须完全根据中心文理”。各种主张推动中国翻译理论的探讨逐渐步推向高潮。改革开放以来，更多的西方着作被引入介绍进来，西方语言学的引入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一大特色。这些建筑在语言学探讨基础上的西方翻译理论丰富了中国译者对翻译的认识。中国翻译理论的探讨进入了一个吸收、融合与重建的阶段。 随着翻译探讨的途径越来越多，现代翻译理论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翻译理论探讨日益受到重视，而且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新观点、新措施。金缇与奈达合着的《论翻译》从语言和符号学角度略论了翻译的语言转换问题。很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探讨理论。有的从语用学角度，有的从文化交流角度，有的从美学角度来探讨翻译问题。1989年，谭载喜发表了《必须建立翻译学》，明确指出应该把“翻译”和“翻译学”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文章指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过程，它主要是一门技术。……然而，把翻译当作探讨对象的那门学问则应视为科学……”。翻译学是“由各种理论构成的知识体系，其任务是揭示翻译过程的客观规律，探求对于翻译问题的客观真理，给实际翻译工作提供行动指南”。自此，中国译者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翻译不仅仅是思想、学术、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关于翻译本身的探讨应是自成体系，应该从系统、理论的高度来审视翻译活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