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翻译的策略,是文学译者不可回避的问题。究竟是采用“归化”策略,还是采用“异化”策略,成为众多翻译理论工作者非常关注的话题。介绍了中西方对“归化”和“异化”的探讨、“归化”和“异化”的对立及“归化”和“异化”的统一。通过对于“归化”和“异化”策略联系的略论,提出过度的“归化”和“异化”都会对文学翻译造成不利作用,不能简单地采用这种或那种策略;文学译者应根据文学翻译的目的,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来从事翻译活动,在“归化”和“异化”策略中寻求最佳的结合点。
关键词:文学翻译;翻译策略;归化;异化
在人类文明史上,翻译一直是传播外来知识的重要渠道。翻译,不但能促进一个民族文化的延续,还能给这种文化输入新的血液。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英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因此,从文化交流的高度来认识翻译活动,无疑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来把握翻译活动的本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如何处理出发语和目的语的文化异同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对这一问题通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提倡“异化”,即以出发语为导向;另一种观点提倡“归化”,即以译入语为导向。“归化”和“异化”是文学翻译过程中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这两个术语最初是由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基于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rcher)的理论在他的着作《译者的隐身》中提出的。Schleiermarcher认为,“要帮助译作的读者在不脱离译入语的情况下正确而完全地看懂原作,可以采取两种途径。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打扰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但是对这两种翻译,他并没有用专门的术语来概括。英国着名翻译理论家Schuttleworth和Cowie在着作《翻译探讨词典》中明确提出“归化”和“异化”(“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这一对翻译策略术语。此后,许多翻译家及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这个课题。
一、中西方对“归化”和“异化”的探讨
现在的“归化”和“异化”之争就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归化”的主旨以译入语文化为中心,而“异化”的主旨是以出发语文化为中心。翻译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双语转换的准则应以译出语文化为依托,以译入语文化为基础,以两种语言的最佳结合为追求目标。中西方分别对归化与异化做了大量的探讨。
1.西方探讨“归化”和“异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归化”理论最着名的代表人物是美国交际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他提出了动态对等、功能对等和其他一些翻译理论。根据这些理论,“归化”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使目的语读者做出与出发语读者一样的反应,它强调的是译文的交际功能,只有译入语读者获取了与出发语读者一样的信息才能说这个翻译文本是忠实的。
正如“异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劳伦斯·韦努蒂(Venuti)指出的,试图把结构主义理论付诸实践并提出了阻抗式翻译来反对传统的、通顺的翻译。阻抗式翻译可以有助于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异同,译出有陌生感和疏离感的文本。然而,就交流而言,“异化”翻译也有不足。由于存在不熟悉的表达措施和语法结构,在交流中会对译入语普通读者产生信息传递的障碍。
2.中国对“归化”和“异化”的探讨。中国对“归化”和“异化”的探讨始于直译与意译之争,在历史上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古代佛经翻译时期,即东汉末年到北宋仁宗景佑年间。这一时期的翻译探讨是以佛经翻译为基础的,如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家支谦在《法句经·序》中阐述了自己的翻译思想,就文体而言,他主张意译;东晋、前秦佛经翻译评论家道安是直译派的代表人物,他在佛经翻译中提出着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他们是最初提出直译与意译之争的人。玄奘(602-664)是唐代着名的僧人兼翻译家,他主张直译和意译的完美结合,在翻译史上被称为“新译”。
第二时期是近代西学翻译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大量西方的文学和学术著作被介绍到中国,许多翻译家投身于此。如林纾的小说翻译、严复的学术翻译、朱生豪的戏剧翻译。这段时期的翻译理论探讨是以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方式进行的。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翻译界出现了一场“翻译标准”的论战。这场论战中的主将,“信”派的代表人物是鲁迅和瞿秋白。“顺”派代表人物是梁实秋和赵景深。双方针锋相对,集中讨论了:(1)信与顺的问题;(2)直译与意译的问题;(3)“欧化”与“归化”问题;(4)重译问题。这是这场论战的四个焦点。其中的“欧化”与“归化”问题就是本文所说的“归化”和“异化”问题。
第三时期是现代西学翻译时期。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外国著作被翻译到中国。与此同时,各种边缘学科如信息学、符号学和语言学也激起了中国翻译界的强烈兴趣。中国翻译家将这些理论和中国传统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了自己的翻译理论体系。刘英凯在1987年率先以“异化”翻译挑战占主流文化的“归化”翻译,他声称翻译应以“异化”为主,“归化”会带我们进入歧途。随后,这两种翻译策略激起了中国翻译界热烈的讨论,掀起了新一轮“归化”与“异化”争论的高潮。
二、“归化”和“异化”的对立
就文学翻译的目的而言,一方面,译者试图忠实地介绍原文,尽量给普通读者呈现异域文化;另一方面,译者希望普通读者能够完全或更好地理解原文并从译文中获得美的享受。这两方面是互相对立的。如果译者想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普通读者就会发现译文难懂;如果译者想向普通读者展示流畅和优雅,译文就会不忠实。不同的翻译目的解释了不同的翻译策略的选择。
“归化”是以译入语文化为依托,而“异化”是以出发语文化为依托。在中国翻译理论界,确实存在着“归化”和“异化”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翻译家们各抒己见,一些人赞成“归化”,如赵景深认为,“宁愿要语言的流畅也不要思想的忠实”;梁实秋认为,异国情调会使语言晦涩难懂;朱小安认为,适当的归化是为了避免“作用或损害翻译的交流影响,造成某种理解的困难。”
三、“归化”和“异化”的统一
如果考虑到作者的意图、译者的翻译目的、读者的层次和要求,我们认为,在文学翻译中,“归化”和“异化”均有其存在和运用的价值。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翻译策略服务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和不同类型的读者。因此,两者各有其优越性和不足之处。实际上,两种翻译策略并非水火不相容,而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
首先,没有一种译文是完全“归化”或完全“异化”的。正如没有完全直译或完全意译的译文一样。只是由于译者的翻译观不同,在翻译中根据某种翻译目的,采用某种翻译措施,从而表现出某种翻译策略。而自觉的译者,则会考虑到作者的意图、译者的翻译目的、读者的层次和要求,在翻译过程中自觉遵循某种准则和措施,译文也会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某种倾向。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进行说明: 1 ，英语论文网站，英语论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