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引言
课程是教育的核心。课程政策是课程理论与课程实践的中介，是课程改革的核心与动力，直接作用到课程目标、课程标准、课程内容、课程实施与课程评价等各个环节。1999 年，中国第八次基础教育改革正式启动。2017 年，学界围绕基础教育新课改“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展开讨论，而外语教学是工具性抑或人文性之争更是热烈（蔡基刚，2017）。2017 年 9 月，21 世纪教育探讨院发布《2017 年教师评价新课改的网络调查报告》。①调查数据显示，74%的受调查中小学教师认同“合作、自主、探索”的新课改理念，但是仅有 1/4 受调查中小学教师对新课改的实际成效表示满意。报告同时指出，“评价和考试没有变”成为新课改的最大障碍，教材改革是新课改中的核心内容。造成新课改“高认同，低成效”的因素很多，但是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课程政策上找到根源，而课程标准、教材政策与考试政策是作用和制约新课程改革的三个关键要素。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外语教育规划和政策逐渐成为探讨焦点，如李宇明《中国外语规划的若干思考》（2017）；韩宝成《我国中小学英语教育的思考》（2017）；胡文仲《对于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思考》（2017）；戴炜栋和王雪梅《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再思考》（2017）；沈骑《外语教育政策的价值之维》（2017）；鲁子问等《外语政策探讨》（2017）。其中，英语课程政策是外语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笔者选择这一课题作为硕士毕业论文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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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20 世纪 80 年以来，全球范围内掀起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浪潮。课程政策探讨逐渐成为课程探讨重点。笔者将从“课程政策”和“外语课程政策”两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和评述。课程政策探讨是一个相对崭新但发展缓慢的领域。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课程政策探讨一直孕育在教育政策探讨这一母体之中，国内外相关探讨主要从公共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宏观角度界定课程政策的内涵，阐述课程政策的特点和本质（胡东芳，2017 等）。进入 70、80 年代后，随着全球范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课程政策的实践过程备受关注。人们逐渐认识到课程政策是价值负载的。课程的决策过程就是相关利益方权力博弈的过程，国内外呈现分权与集权两种不同取向。课程共有是课程政策的理想状态。课程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价是个系统连贯的过程，政策制定和执行都是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保障。然而，课程政策的实施效果和评价探讨略显薄弱，尤其缺少相关课程政策群体的整体探讨。Ball（1993）指出，政策具有情境性和互文性，任何一项课程政策总是与其他同类政策相关。贯统一的外语教育规划和政策是指导和制订各国外语课程政策的重要依据，如美国《21 世纪外语学习标准》(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in the 21stCentury) (1996) 和欧盟的《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2017)。更重要的是，外语教育政策最终要落实到外语课程政策上。课程政策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课程目标（课程标准）、课程政策载体（教材）、课程政策主体（教育部门）和课程政策客体（师生）四个方面。课程标准是课程政策的目标和核心，是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和考试评估的主要参考（胡东芳，2017；王玲，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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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语言教育规划理论
2.1 语言规划与语言教育规划
一般而言，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也称为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英语文献中经常缩写为 LPP（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或 LPLP（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Policy），就是“语言规划与政策”。虽然有学者从规划主体和规划内容等不同角度区分二者，但是在多数文献资料中，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视为同义。因此，本文统一采用语言规划这一术语。最早给“语言规划”下定义的是挪威学者 Einar Haugen（1959）。他认为，语言规划主要关注语言地位，或旨在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语言问题，如正字法、语言标准化和现代化等问题。早期语言规划聚焦语言内部本身，之后开始转向对语言实践和运用的关注。有学者认为语言规划实质上是语言管理，英语论文范文，是改变或作用语言实践的一系列行为活动，包括改变语言地位，语言学习或语言传播（Spolsky & Shohamy，1999；Kaplan & Baldauf，1997）。语言规划与政策作为社会政策的重要部分，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作为一种人权和资源逐渐成为当前语言规划的重点。Kaplan（2017）认为语言规划是人类资源发展规划的一种体现。语言规划包括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Cooper，1989）。地位规划主要涉及国家对语言选择、实施和传播的决策活动，本体规划指的是语言自身的决策活动，包括编写、完善字典以及语言的标准化（Kaplan & Baldauf，1997：29）。习得规划也称语言教育规划，然而，与语言地位和本体规划不同的是，语言教育规划主要发生在语言政策的微观层面上，如学校和课堂的语言教学活动，具体内容是选择教学语言、确定教学对象和学时、预估教学成本以及学生实际所学与语言课程最初设计是否相符等（Kaplan, 2017）。Kaplan & Baldauf（1997：124）专门列了一个图表详细说明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规划的过程。由于涵盖社会生活的多种变量和因素，语言规划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循环过程，主要历经六大重要阶段（规划前、信息收集、形成报告、政策成文、政策实施和政策评估阶段）。而语言教育规划多发生在语言政策成文之前，成为实施语言规划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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