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章的特点及其对中国学生英语写作的作用
[摘 要] “中国英语”是英语世界化过程中英语在中国本土化之后形成的使用型变体。汉民族的思维模式、文化习惯和汉语作文特点肯定会反映在中国人说和写的英语中,形成“中国英语”的语篇特色。承认和探讨“中国英语”的语篇特色对英语写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 中国英语; 英语写作
英语教学中,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培养是第一要务。在当今英语教学注重语言实际应用能力培养的背景下,写作能力的培养显得尤为突出。但写作教学至今仍不尽如人意。本文拟借助“中国英语”探讨、特别是其语篇特色的探讨的成果,反观我们的英语写作教学,并尝试研讨其对英语写作教学的指导影响。
一. 英语世界/国际化与“中国英语”的产生
英语本是盎格鲁-萨克逊(Anglo-Saxon)民族的语言,它形成于公元5世纪。随着大英帝国的强盛和不断对外扩张,英语迅速国际化,成为当今世界的国际通用语。英语在国际化过程中与使用国特有语言和文化充分接触融合,其必然结果就是英语的本土化(nativization),形成各种使用型变体(performance variety)。
1807年派遣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首先将英语带到中国。1835年在广州和香港的英美传教士开办了马礼逊纪念学校,英语学校教育在中国就此开始。但中国人自己办的英语教育始于清政府1862年成立的同文馆。自此,英语在中国逐渐传播发展起来,到今天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英语学习者,经常保持在6000万以上。英语在中国使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它会碰到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要表达;中国人在说和写英语的过程中,母语的发音习惯,自己的思维模式、文化习俗和作文特点都会潜移默化地、自觉或不自觉地作用到自己的英语。这种英语是英语语言和中国社会文化有机融合的结果,是消除汉语语言和文化的负面干扰,但依然保留了汉语语言和文化的影子,符合英语语言基本规范的英语变体。这种英语就是“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
二. “中国英语”探讨简要回顾
“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区别于中式英语(Chinese English, Chinglish)。“中国英语”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是1980年由葛传老先生首先提出来的,至今已有20多年了。在开始的10年里,学术界对此并没有足够重视。80年代末,译界有过一场对于“汉译西化”和“西译汉化”的辩论。黄金祺略论了“汉化英语”的出现和发展,指出“‘汉化英语’就是‘带中国特色的英语’(Chinese-colored English),它首先是正确的,其次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它是适应于中国的思想方式和文明,并为中国的思想方式和文明丰富了的英语。”孙骊提出了“中国使用的英语”、“中国化英语”、“中国人的英语”等问题,虽然没有使用“中国英语”一词,但实际上提出了“中国英语”的理论界定问题。之后有四位学者对“中国英语”的理论界定作出了贡献。汪榕培肯定“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并将它界定为:“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李文中修改汪的定义为:“中国英语是指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和作用,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句式和语篇。”谢之君对李的定义提出质疑,认为有无汉语干扰不能作为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区分标准,“现阶段所谓中国英语就是受到汉语语言和文化作用的英语”。杜争鸣就“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汉语干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国英语”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其中的汉语成分或汉语思维模式的介入是有意识的,所谓的“干扰”实际上是无法排除的。此外贾冠杰、向明友论述了“中国英语”的客观性及其存在的可能性和意义,江晓红也发表了对“中国英语”的认识和看法,主张“中国英语”的探讨有着广阔的前景,应深入进行。
现阶段从事“中国英语”探讨较为活跃、且有一定成绩的有姜亚军、杜瑞清等学者。姜亚军撰文扼要介绍了世界诸英语和文化移入等的形成和发展,详细阐述、评析了英语在社会、文化、语言、认知和教育等层面的传播对世界各国造成的冲击。杜瑞清、姜亚军撰文回顾了“中国英语”探讨近20年的发展历程、对“中国英语”音位、词汇和语篇层面的探讨进行了略论和展望。姜亚军、杜瑞清就有些学者对“中国英语”提出的质疑撰文进行了回应,从语篇、音位和词汇三个层面应用实例“论证了‘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并在“结论”中说:“‘中国英语’问题如果现在还在象牙塔里,那不久的将来它必然要走出来,到时候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了。”
金惠康认为“中国英语”是“介绍华夏文明的桥梁”,能“填补词汇空白、文化空白和中国意念的空白”、能“借助汉语表达法、句法、修辞、篇章结构以及认知方式来表达中国人的宇宙观、价值观、文化传统、社会习俗、饮食习惯、民族风情风貌、人文地理和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种种中国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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