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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的过程是跨文化交际。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因此,从事国际商务的翻译人员必须了解掌握本国与异国的民族文化异同,并设法使这些异同在传译过程中消失,同时在译入语中找到准确的词语,使异国文化在译入语中再现。并尽量按照国际商务英语翻译的4Es标准做到文化信息对等。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文化信息有时很难传递到译入语中,结果对等的标准就不能完全做到。一般来说,导致文化异同有以下几个因素: (1)对事物认识的文化异同例如:Elect rolux是斯堪的纳维亚的一家吸尘器制造商,它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英国取得巨大成功的时髦语却在美国遭到了挫败。“没有什么能比Elect rolux能吸(suck)尘”(Nothingsucks like an Elect rolux),这句话在英国与在美国有很大的不同。在美国“suck”这个词的俚语是“令人厌恶或一无可取,质量极差;破玩意儿”。再如,我国著名的“白象”牌电池,翻译成英语white elephant,语义信息对等虽然不错,但从文化信息对等来看却是糟糕的翻译,因为white elephant在西方国家中意思是“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由此可知,英语国家的人恐怕不会买牌子为White Elephant的电池,因为消费者不愿买“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那么。“白象”牌电池应该怎样翻译呢?我们可以考虑用一种西方人心中象征着强大、有力量的动物lion来代替,将“白象”译成Brown Lion。如果买来的电池威力无比,顾客何乐而不为呢?再如Unilevel汉译为“联合利华”既讨了国人的欢心,因为其寓意为“中外合作,有利于中华”;又有利于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由于中外文化背景的异同以及商标词形成过程中的某些偶然因素,个别商标如果意译过来,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2)颜色的文化异同不同文化的人对颜色的认识尽管有相似之处,但他们对各种颜色的感觉有可能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其原因在于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例如,如英文商标Blue Bird(轿车名)典出自比利时作家Materlinek(1911)的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童话剧Blue Bird。剧中Blue Bird象征幸福。而汉译“蓝鸟”又激发了中国消费者的美好联想“,蓝”意为“青”“,蓝鸟”即“青鸟”。消费者很快会联想到唐朝李商隐的诗句“: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青鸟乃蓬莱仙境的使者。因此“蓝鸟”译乃直译。直译在商标翻译中还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如Crown皇冠(轿车名),Blue Cat蓝猫(儿童用品),Ap-ple苹果(皮具),Good Companion良友(香烟)。创新性翻译法即在商标翻译时摆脱原商标字面意义的束缚,开拓新思路,译出商标神韵。 (3)数字的文化异同众所周知,在西方“,十三”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数字,其原因就是与《圣经》故事中耶稣被他的第十三个门徒犹大出卖有关。所以,在西方国家,人们通常避免使用“十三”这个数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数字“十三”没有这种文化含义,但随着西方文化的作用,近来这种蕴涵也被国人所接受。再如“七”在欧美国家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商标为“7-Up”的饮料翻译成汉语为“七喜”,而不是“七上”。英语国家的人心目中的“七”相当于中国人的“八”。“七”对英语国家人是个大吉大利的数字,投掷中以“七”为胜利。商标还有Mild Seven、7-Eleven(连锁店)。但在我国“,七”只是个普通的数字。文化异同还受地理位置、社会制度、历史等的不同因素的作用。文化异同会引起几种不对应的情况:①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入语文化中根本不存在、罕见或被忽视。例如,汉语里有许多用数字开头的词语,如“三心二意”译为neither offnor on。 “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译为Two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这些词语通常不能按字面意思翻译。②原语文化在概念上有明确的实体,而译入语文化不加以区分或恰恰相反。例如,英语中的armchair指任何有扶手的、硬的或软的椅子,但在汉语中我们却分别有“扶手椅”和“单人沙发”。③和译入语中同一个指称对象可能由字面意义不同的词语加以指称。例如,英语的black tea,翻译成汉语是“红茶”,而不是“黑茶”。这是因为中国人注意的是茶水的颜色,而英国人重点放在茶叶的颜色上。再如:中国盛产“白酒”,有人将它按字面意思翻译成white wine,但殊不知这white wine是白葡萄酒,而spirit s或liquor才能与中文的“白酒”对等。文化信息的传递是完全可能的,主要是通过翻译了解他国文化。文化信息的对等也是可能的,我们可以遵循奈达先生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准则。这里的“对等”不能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等同,只能是近似的等同,即以功能对等接近程度为依据的近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