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俄罗斯学者太过于尊重和维护传统（ради традиции）”（李勤、孟庆和，2017 :378）。52-54 年《语法》由当时苏联科学院出版，具有最高权威性和规范性，而 80 年《语法》虽有所改进，但基本上还是继承了52-54 年《语法》的思想。这两部苏联科学院的巨作基本上夯实了这方面探讨的总体基调。 第四，相关于客观情态性（现实性 / 非现实性）及其表达手段而言，主观情态性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其表达手段也丰富得多，而且很多手段是非语法性的。这给主观情态性的系统化分类探讨带来很大难度。正如Е. М.Вольф所说的那样，“对主观情态性及其在语言中的表达手段进行完整的描述，那只能是将来的事了”（Вольф，2003 :87）。 六、语句的主观情态性 自从奥斯汀（J. L. Austin）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言语行为理论以来，语言学家们开始意识到语言中“人的因素”的重要性，并逐步摒弃孤立地探讨语言本身，开始将语境、交际策略和交际意图等因素与语言的具体使用结合起来考虑。这一理论将语言的使用，即言语，作为探讨的主要对象，并结合了称名学探讨措施（ономас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即从意义到形式（от значения к форме）。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隐性的主观情态性”也可以结合该理论得到比较详细的论证。 句子中的主观情态性在传统形式句法看来必须是形式上得到体现的，如果缺乏有效的形式表达，那么对它的探讨也就无从着手，理论上只能归结为“主观情态性的缺失”.“与句子相比，语句具有某种与说话人意图及语境等其他参数有关的附加意义，同时表达真值评价”（孙淑芳，2017 :55），这种附加的意义就是语句的主观情态性，并通常与上下文、语境、意图、心理等因素联系在一起，不论在句法形式上是否得到体现，它都是每个语句所必备。“任何一个句子结构，除了客观情态意义，还包含了主观情态意义，后者在结构模式中有时表现为潜在的、可能的，但在语句中这种可能性得到了实现”（Солганик，2017 :25）.В.А. Белошапкова在对句子的三个方面作研讨时，甚至说道 :“从说话者出发的主观意义存在于每个句子中，从一定范围上来说它们是句子语义组成中所必需的成分”（Белошапкова，1981:477）。此类观点中所言的句子不仅指语法上的句子，还包含了现实交际过程中使用的语句。“语言哲学家格莱斯和塞尔在略论语言的意义时都强调了意义的意向性。格莱斯认为，意义即意图，亦即话语的意义表现为发话人的意图、信念等心理状态”（王传经，2000 :157）。换句话说，语句的交际意图是该语句语义的一部分，而且这部分显然不是通过言语本身所直接表达的内容，它是说话者在发话时附加上去的一种心理倾向或内心状态。Е. В. Падучева对此概括为 “说话者在遣词造句时同时实施着双重行为，即言说行为和意向行为”（Падучева，1996 :22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句法律中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的句子分类其实正是从交际意图的角度来进行的分类。 另外，从语言具体使用的立场出发，言为心声，不论受话者是否在意，每个语句表达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折射出说话者说话时的内心状态。“认为说者对所言内容的态度可以一点也不表现出来的观点，实际上是忽视了词语的选择和语序关于表达主观情态意义的影响。中性的态度也是一种主观情态，也是说者对所言内容表达的一种关系”（杨明天，2002 :13）。我们在此可以简单举个例子： （1）Уже восемь часов。 （2）Кажется， уже восемь часов。 作为句子时，（1）通过现在时（句法时）和陈述式（句法式）表达了一种现实的客观情态意义，而（2）通过插入语 кажется，在（1）的基础上还附加了猜测、不确定等主观情态意义。而当（1）和（2）作为语句时，抛开了从形式入手的束缚，结合具体的语境、交际意图，通过特定的语音、语调，两者都具备了主观情态性。譬如，（1）可以表达提醒、催促、警告、讽刺等等主观情感，即便是针对Который час Скольковремени这样的提问作出客观陈述性回答时，它也包含了一种说话者对现实“肯定或认同”的主观评价或态度。 七、结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