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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举例略论德国文学浪漫派的特性》的德国文学：康德所言的抽象的纯粹道德意义上的“自我”,经费希特理性与思辨的加工后,上升为本体论意义的意志。这种将自我、宗教信仰、一种绝对化的精神存在状态作为哲学旨趣的倾向,很快就作用了文学浪漫派的主要旗手。诺瓦利斯关于黑夜和死亡的关注,关于信仰和无限的执著,关于意象“蓝花”的阐释,荷尔德林冷静激情中沉淀的忧郁的“还乡情结”和其对神性的敬畏与渴求,在其思维的逻辑线条背后都有费希特等哲学家关于生、自我、信仰等核心范畴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浪漫派;哲学;诺瓦利斯;荷尔德林 德国浪漫派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指称的是一个时期的主要精神气质与倾向。浪漫派这个整体涉及哲学、文学、历史、法学、音乐等领域。其中,以浪漫派的哲学、文学作用最大。不同于英法浪漫派的激情、热烈,在德意志的理性思维传统背景召唤中产生的浪漫派,将视阈界划在一个寻求信仰的救赎、自我的实现以及充满了死亡与怀乡情怀的哲学情境下①。浪漫派的文学家更是将人类浪漫的终极关怀渗透于一种饱含宗教情怀的文学形式--—诗中。在以诗作为占有人本质和实现自我的方式的既定前提下,作为“自我”与“非我”共生体的人应做的是关于生存状态的追求--—诗意地栖居。这是一个忧郁而精神化的罗曼蒂克倾向,将关于神的膜拜和人自身体现神性方式的书写作为整个创作的源泉②。正是这种倾向使文学浪漫派也蕴涵了深厚的哲学底蕴,使其著作流露出一种如同叔本华、海德格尔等哲学大师似的诗化哲学的意味。浪漫派的诗哲们都具有这种诗化哲学的精神气质,更为鲜明的是,他们文字所弥散的中世纪温情脉脉的宗教情怀和忧郁的诗意风格--—“仿佛一种亲密的精神为我张开臂膀,仿佛孤独的痛苦融入了神性的生命”[1](P8)。浪漫的智者将生命的价值归结于人对神和生命自身的情感而非推理或是其他任何的存在可能。在此之后浪漫派都沿袭了一种基本的指向:“人不能从理智方面寻找安身立命之所,要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就要靠情感、靠爱……浪漫派核心课题的有限与无限的关系问题,即有限的生命到哪里去寻找永恒的归依问题……敏感到人的虚无性、无根性这些为二十世纪的浪漫精神所深切关注的问题。”[2](P7)而关于生命的失去有了切肤之痛、用死亡的气息写成《夜颂》的诺瓦利斯和穷其一生寻找回归精神家园的荷尔德林来说,其文字本身透露了一种关于自我、精神、信仰,最终到有限与无限的痴迷的哲学意味。 从前,当我流着辛酸的眼泪--—当我沉浸于痛苦之中失去了希望/我孤单单地站在干枯的丘冢之旁丘冢把我生命的姿态埋在狭窄的黑暗的地室里从没有一个孤单者像我那样孤独[3](P144-145)诺瓦利斯曾将自我的救赎冀望于世俗世界的情感满足,他深爱一个名为索菲的女孩。女孩关于浪漫的诗人来说是世界之美的全部集合,是人类本质完美的典范,可女孩的夭折使诺瓦利斯在尘世幸福中求得安宁的希望幻灭在冷冷的丘冢旁。索菲作为美的意象成为诺瓦利斯终身所追寻的梦中的“蓝花”,一朵宁静、复归于人类神性家园的希望之花。索菲之死使诗人在尘世寻求解脱的可能永远地丧失了合法性,由此关于人完满状态的刺探只能在信仰的宗教世界中完成。正如诗人所言“不得不生活在真正的未来和对上帝、对不朽的信仰之中。”[4](P63)聆听上帝之城的声音需要一种媒介,一种沟通的桥梁,索菲的死亡成了诗人接近神性园囿的最直接的方式。诗人聆听死亡的气息,并相信通过信仰超越死亡,进而到达索菲所象征的神性世界,完成对自身本质的彻底占有。作为死的形象性表现,“丘冢”在诗中成为一个核心的意象将诗人关于死的冥思具体地言说出来。德国文学浪漫派关于死亡始终有一种深刻的关注。这在逻辑线条上的解释是:诗化哲学建立在关于有限和无限的考量上,而超越死亡就成为统一有限与无限的至关重要的环节,由此死亡成了诗哲们最为热衷的意象。“对死亡的沉思、吟咏,早期浪漫派诗哲诺瓦利斯就做得颇为出色了。死在诺瓦利斯那里,不过是一种对不堪承受的浊世的解脱,一种心甘情愿的供奉,是对最高存在的一往情深的明证,而不是遁世的权宜之计。”[2](P198)死的意义是让人确证生的过程,于是诗化哲学不止关于生命背后的实在赋予关注,作为走向本质的途径--—生,也是其重要的范畴。这使文学浪漫派超越了认识论,呈现出对生、死意义不断探求的基本面貌。黑夜和死亡在通常的话语体系中是一种完结而在浪漫派的概念中却是最终的希望和救赎。康德将精神归结为最终的力量,其后的费希特哲学以自我意识作为整个体系的核心概念。费希特语境下,“只有创造出一个‘非我’,精神才能作为‘自我’、作为有自我意识的主体得到规定。精神只有将自身的一部分转移到‘非我’上去,通过‘非我’限定自己,才能最终肯定自己。”当且仅当自我设定了作为异己存在的对立体--—非我,人才具备了否定之否定、进而达到超越的可能。自我、非我的矛盾就使另外一对概念有限与无限成为了更为深刻的问题。自我意识是无限、自由的,而当下的“我”却无奈地面临“非我”的限制。而诸种限制中最为严厉的就是死亡,死亡成为有限与无限之间的一道门槛。跨越这道门槛的终极武器就是:自省内心、谛听自然的一种关于神的信仰。神性先验地存在于自我意识设定的“我”中,宗教作为使人回归到神性中的途径,使人跨过死亡这条界限摆脱掉世俗的污浊和欲望,重新全面地占有神性,使人复归为最初的自然和本真。由此,在生的过程中用诗营造一个神性化的精神世界,然后坦然地面对死亡。在信仰光芒中的死成为了一种神圣的仪式,是人作为自我的选择,一种最终的释然。正如诺瓦利斯所说:“死亡只赋予自私主义以终结……你所真正热爱的将永远为你所占有。”[4](P65)于是,诗作为一种具体途径,宗教作为一种精神指向最终结合为一,使人升华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人。而无论是诗抑或宗教,最终都凝结为一种情感:爱。死亡既非太阳神阿波罗思考、理性的光芒,也不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癫狂和激情,死亡携带了一种思考的态度,沉淀了一种激情的状态。于是从诺瓦利斯个人到所谓浪漫派,尤其是德国浪漫派,其在哲学的视阈中承袭了自康德以来的一种用精神澄明的方式来接近人的本质规定性的基本面貌以及费希特关于生命的无限与自我的一种由衷的向往。诺瓦利斯关于死的颂扬,正是因为关于生命的尊敬和关于爱的信仰。爱作为一种结果要以死作为一种实现的手段,而另一种理解的可能是爱和死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依存于同一个感知体中。无论哪种理解其关于死都存有一种不畏惧的基本态度,甚至会流露出一种可怖的关于死亡的追求(不知道向死而生的忙乱于创造物质的,最终被异化的人通常这样理解)。这在里尔克的文字中有着极至的表述:“只有从死这一方面(如果不是把死看做灭绝,而是想像为一种彻底的无与伦比的强度),那么,我相信,只有从死这一方面才有可能透彻地判断爱。”[2](P195)而这种矛盾共生的状态就使浪漫派的文学著作具有了一种近似哲学的辨证表现--—冷静的激情。这正如《夜的颂歌》所言: 哀愁汇合在一起流入一个新的不可测知的世界--—你,夜之灵感天国的瞌睡,降临到我头上四周的地面慢慢地高起--—在地面漂着我的解放了的,新生的灵[3](P145)死不是一个终结相反它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用自我的绝对意志完成了选择死亡而非被死亡所选择的过程,在这个痛苦的涅般木中最为明显地体现了人之为自由的人的绝对浪漫化的倾向。而在经历了死亡和黑夜的洗礼之后,“梦过去了,可是留下它的光辉,对夜空和它的太阳、恋人的永远不可动摇的信仰。”[3](P145)死亡引申出的爱显然同费希特宗教哲学中关于人生和爱的关系的研讨有着某些联系。这里需要明确的是,费希特关于Dasein(此在或言之人)认为爱是其生活的基本标准①,“他说我们可以说生活是极乐的,我们同样也可以说生活是不幸的,这里关键取决于生活里是否有爱,‘因为生活就是爱,生活的全部形式和力量都存在于爱之中,并且还产生于爱。’”[5]但是其关于死亡却没有浪漫派文学家的敬重,费希特认为存在等于生活,非存在等于死亡所以既然生活就是爱,爱就是生活,则在非存在的死亡状态下没有所谓Sein也没有所谓爱。关于死亡和爱文学浪漫派和费希特呈现了不同方向的因果，德语毕业论文，德语论文题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