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驻外记者到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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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驻外记者开始，他就积极参与了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的全过程。
见到王殊先生的时候，真不敢相信他已经88岁了。
眼前的王殊头发花白，衣着洁净整齐，操着一口苏州普通话，有着江南书生般的文雅作风。作为“外交笔会”副会长，年近九旬的老人前两年还在给上海《文汇报》的《笔会》、《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写稿。近来，先生还喜欢上了《蜗居》作者六六的著作。
“上海的很多东西都让我有回忆，这部剧写的就是现实中的上海。”
很难想象，这位和蔼地和记者聊着《蜗居》的老人，曾经是一个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朝鲜战场采访的战地记者，他也曾坐着古巴战车和士兵聊天，还曾是一名与外国政要斡旋的成功外交官。
王殊先生的家里，收藏着各种各样的“小物件”。随手拿起一个外形酷似小白菜的纪念品，他就能给《世界博览》记者说起对于它的故事：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而到了哪个国家，这件纪念品对他的意义如何。
因为职业的原因，王殊游历了世界上80多个国家。在他任职记者和外交官的时候，每月的津贴只有100多元人民币，折合当时的市价，就是100多西德马克。一个月的薪水只能买一只皮鞋，攒上一年才能买一台18寸的彩色电视机。“薪水只够买些这类‘小玩意儿’聊作纪念。”
在王殊先生的收藏品中，有一张随意压在茶几玻璃板下的旧照片，那是王殊和一位外国男士的合影，他们站在温和的阳光下微笑着，都穿着上世纪70年代流行的黑色厚呢子大衣，看上去像是一对关系很不错的朋友。
“他叫施罗德，我的德国朋友。就是他到访中国，帮助两国拉开了交往的序幕。”
初到德国
施罗德曾任前联邦德国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是联邦德国第一个访问我国的政界领导人。在后来的中德建交历程中，也是促成建交的关键人物。
王殊先生回忆说，自己与施罗德和德国的缘分，得从进驻新华社驻波恩分社记者站讲起。
1969年12月，王殊被派到联邦德国首都波恩担任常驻记者。这原本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王殊过去一直在第三世界的英、法语地区工作，这次来欧洲，原本是准备进驻意大利。不巧的是，当时的驻波恩记者项前刚刚确诊患了癌症，要马上回国手术治疗。组织临时决定，派遣王殊接替项前的工作。
这项工作对基本不懂德语的王殊来说，是一个挑战。比语言关更紧迫的问题是，当时两德（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问题是战后东西方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之一，情况很复杂，可以预见，工作的开展会相当棘手。王殊在紧迫的准备工作中，抢时间阅读了有关德国问题的简单介绍材料就出发了，赶到波恩时已是1969年最后一天的中午。
“到波恩不久，我感到在这里工作的困难比预料的大得多，要适应新的工作环境，需要下很大的功夫。”王殊称。
新华分社在波恩南边的巴德哥德斯堡区山坡上一所小三层楼房里，背后是覆盖着一片森林的山崖，夜晚睡在床上可以听到山岗上松涛的声音和夜莺的啼唱。分社除了王殊以外，只有一个翻译和一个刚刚轮换来的一个厨师。翻译也只学了两年多德文，加上“文革”中耽误了三年，只能看懂一些德文，德语毕业论文，但听、说都很差，工作困难之大可想而知。
像过去每到一个新的国家一样，王殊走出办公室去寻找朋友，建立友谊。除了官方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和一些重要政府部门、议会与党派的新闻发言人以外，德语论文，根据两本德国记者和外国记者的名册，王殊一一打电话约时间登门拜访。几个月后，他已认识了一百多位记者，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他的好朋友。王殊同德国政界、经济界人士也有了初步的接触和往来。
同时，他们也加强了德语学习。社里请了一位懂英语的德国老师，每天晚上除了教德语外，还给他们讲解报刊文章，起草来往书信，甚至办理日常行政事务。他们逐渐摆脱了“又聋又哑”的状态，开始看报、听电话、看电视和做一般性谈话。翻译的进步更快，连厨师也学了不少德语，可以一个人上街买菜了。
由于分社三人都是男的，邻居们过去很少看到新中国来的人，他们看到每一天派报企业的人把一大捆报刊送到楼房门口，晚上又是一大捆，就说：“那里住了红色中国的三个教授。”附近的农民在楼房前面的坡地上种了很多蔬菜，王殊利用这个机会同他们攀谈起来，熟悉以后就根据德国的习惯请他们到分社来喝葡萄酒，他们也请几位工作人员到自己家喝酒。不久，邻居们对王殊他们都熟稔起来，也就不再打听他们的工作。
由记者寻找建交的可能性
在可以阅读德文媒体，能够听说简单的句子后，王殊开始了另一项任务--关注联邦德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观察是否有建交的可能。
工作了半年之后，分社门庭冷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王殊和同事们积极开展对外活动、广交朋友后，登门拜访和来电话、来信的人渐渐多起来。另一方面，当时联邦德国的执政党和反对党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分歧加剧了，政治时局处在微妙的十字路口。作为在德国工作的中国人，王殊很快引起了诸方政治力量的关注。
最早同王殊先生建立联系的，是一家同反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有密切关系的媒体《快捷画报》。有记者主动打电话到分社约见王殊，说他想来商谈去北京采访的可能性。见面之后，这位记者却开始向王殊介绍起反对党主席，大名鼎鼎的主席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和后来第一个访华的德国政界人物施罗德都属于基督教社会联盟。在1969年9月以前，基督教社会联盟是执政的联盟党的一员，9月大选失败后成为了反对党。
政治交往序幕的往往是媒体与媒体之间的来往。无独有偶，另一位同王殊先生较熟悉的媒体的朋友--德意志广播台东方部主任汤麦斯，也说同时任总理的勃兰特很熟，“可以为我介绍，”王殊回忆。
还有一位朋友是联邦政府新闻局东方科的舒马尔先生，他经常来看王殊。舒马尔曾在柏林大学修读中文，他在新闻局的工作就是通过阅读中国媒体或者有关中国的报道为政府制作简报。这样，他也时常将政府内一些同中国关系的看法转达给王殊，并解释一些德国对中国的政策。通过这个关系，王殊了解到很多德国政府的真实想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