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败之后，德国也丧失了近代以来在中国所拥有的租界和殖民地，不过这无形中却为其开拓对华政策创造了条件。1920年代，由于《凡尔赛条约》的束缚，急于发展外贸与军事工业的德国迫切希望寻找合作伙伴，而遥远的中国很快就进入了决策者的视野。与此同时，正进行北伐的国民政府也在寻找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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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随着国民党与苏联关系恶化，蒋介石开始将目光转向德国。关键时刻，曾留学德国并在那有着良好人际关系的朱家骅便扮演了牵线人的角色，他是国民政府与德国外交关系史上最主要的推进者。
其实早在1926年秋，在国民政府中主持建设委员会工作的张静江就建议朱家骅利用曾经留德的身份和对德国的了解，邀请一名德国专家来广东为国民政府设计一座大型兵工厂。11月，朱家骅写信给时任德国工程师学会会长的马托诸斯，请他帮忙物色合适的人选来中国，后者很快便介绍了德国退役军官马克斯・鲍尔。鲍尔原本是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炮兵专家。他头脑精细，目光锐利，是著名的“兴登堡计划”和总体战的最初构想者，深受德军总参谋长鲁登道夫的信任。当马托诸斯推荐他前往中国时，鲍尔在短短几个月间便写了有关中国军事的《现代军队整军建议书》，并将这一建议书转给朱家骅，朱家骅经过与戴季陶一起审阅后，又得到了当时广东地区领导人李济深的同意，遂正式向鲍尔发出邀请，聘请其来华担任国民革命军顾问。
鲍尔来到中国后，经朱家骅介绍，被蒋介石聘为军事顾问。特别是由于他主张将军政大权集中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因而深得蒋介石的赞许。而在成为蒋介石的高级顾问以后，他不但为国民政府的军事改革出谋划策，还竭尽所能帮助其聘请了一大批德国退役军官，组成了德国军官顾问团。关于鲍尔的忠
心与努力，蒋介石深为感动，曾公开声称鲍尔是自己“唯一的欧洲朋友”。可惜的是，就当鲍尔的工作开展得风生水起时，却突然因病于1928年5月在上海去世。
鲍尔去世后，朱家骅代表国民政府先后聘请德国军官赫尔曼・克里贝尔和乔治・闵采尔担任军事总顾问的职务，而这两人并没有像鲍尔一样赢得蒋介石的充分信任。克里贝尔由于战略思想方面与蒋介石存在矛盾而遭到冷落，最终于1930年5月被撤换。继任的闵采尔曾是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他在拟订作战计划、实施作战指挥方面能力很强，在一系列战事如“中原大战”、“围剿”红军、“一・二八”事变中都对蒋介石提供了很大帮助。不过尽管闵采尔功劳很大，但与蒋介石的个人关系却很一般，因为他性格粗暴率直，与很多中方高级将领都发生了矛盾，与蒋介石的关系也不断恶化。1934年4月，闵采尔离职回国。
1932年，朱家骅听说德国前国防部部长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已经退休，于是向蒋介石建议可以尝试聘请塞克特，而后者也当即表示热烈欢迎。汉斯・冯・塞克特，1920至1926年间担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是“一战”后德国陆军的缔造者，被称为“二战德军之父”，因其沉默寡言的天性和谦虚保守的处世措施而被尊称为“斯芬克斯”。
赋闲在家的塞克特接到南京方面的邀请后，欣然于1933年5月抵达上海。在朱家骅的陪同下，塞克特与蒋介石进行了3天的会谈。会谈结束，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的蒋介石立即向塞克特发出了邀请。
在华期间，塞克特不仅担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其正式的身份还包括“委员长委托人”。也就是说，作为蒋介石的代理人，可以代表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各机关首脑谈话，其地位简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任期内，塞克特主持为蒋介石训练了德械中央军，首次系统地发展了防空警戒体系，还曾计划建立一支潜艇舰队。由于工作过于投入，1934年底，塞克特终于积劳成疾。1936年3月，这位已经深深爱上中国的德国老将军不得不离开南京。回国前，他推荐自己的得力助手法肯豪森为继任者。返回德国不久，他就因病于1936年底去世了。
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德国将军。1935年，当塞克特推荐法肯豪森继任南京政府军事顾问时，蒋介石当即欣然接受。在此后4年的时间内，他积极参与国民政府的最高军事机密与各项战争准备工作。法肯豪森的主要任务是迅速组织一支战斗力强大的机动部队，布置南方沿江沿海的防线，并尽力发展军火工业。令人信服的是，早在1935年8月，他就根据自己对日本的了解起草了《对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作为南京政府的参考。在这份文件中，他几乎是不可思议地预见了两年后爆发的中、日全面战争，并对战争的大致走向进行了准确判断。而在促进中、德军工合作的过程中，法肯豪森也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以至于有些德国企业骂他不是德国人。由于他的努力，中、德经济军事合作达到了最高潮。
1936年4月，德语论文范文，两国达成了物物交换协定：中国每年可用2000万马克在德国购买军火，条件则是以价值1000万马克的矿砂及其他原料偿还。这种密切的合作一直持续到1939年，即使日本政府屡次劝说，德国当局也拒绝解散驻华顾问团及终止对华武器贸易。中、日全面战争打响后，法肯豪森立即奔赴华北协助抗战。而在“八・一三”抗战中，国民政府的德式样板师第87、88、36师重创日军，有些德籍顾问甚至不顾希特勒的禁令在前线参战，日本人称上海保卫战为“德国战争”。
总之，正是在历届德国军事顾问的努力下，在三十年代，中国一跃成为德国在远东的最大贸易伙伴。由于德国对中国政府的援助，日本曾多次对其进行指责。1934年8月，中、德两国签订《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他产品互换条约》，1936年，双方还拟定了一个“工业合作3年计划”。该年4月，当双方签订《德华信用借款合同》时，蒋介石还与希特勒互致贺电。在德国的援助下，1938年中国的兵工厂已能够生产20毫米、37毫米和75毫米火炮炮弹。1935年至1937年间，中国从德国订购了31.5万顶M35钢盔，包括数量庞大的步枪子弹以及各式防空炮。但此时，德国内部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与当时德国国防部部长勃洛姆堡和外交部部长纽赖特等人的亲华态度不同，纳粹外交高官里宾特洛甫等人却采取亲日立场。1936年11月，德国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日本从此取代中国，成为德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中、日战争爆发初期，德国外交部希望保持完全中立的立场，既不得罪日本，德语论文题目，也不疏远中国，并且展开了著名的“陶德曼调停”。
1937年7月28日，希特勒指示外交部设法阻止日本把中、日冲突升级为战争。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尤其使德国震惊，冲击了德国外交部中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的传统派势力。10月中旬，戈林和里宾特洛甫要求国防部终止向中国供应军火，并要求外交部采取鲜明的亲日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展开了调停工作。不过随着南京沦陷以及国民政府拒绝日本提出的苛刻条件，1938年1月17日，日本内阁会议了《对华政策声明》，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陶德曼调停至此以失败告终。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德国决定改变对华政策。1938年初，德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组，亲日的里宾特洛甫上台。1938年2月21日，德国承认伪“满洲国”为独立国家。同年3月3日，德国决定在中、日战争结束前不再接收中国军事学员，并遣散现有的中国在德军事学员。4月22日，陶德曼通知在华的德国军事顾问返回德国。6月24日，里宾特洛甫命令陶德曼大使立即回国。后者第二天便向蒋介石辞行，此后德国在中国只保持了代办级的外交官员，直至1941年中国对德、意宣战为止。与此同时，强硬的里宾特洛甫还通知在华的德国军事顾问，如有不遵元首指令、拒绝回国者，将被视为公然叛国，并遭受取消国籍及没收财产之处分。7月5日，德国军事顾问乘坐国民政府安排的专车离开汉口经香港回国。
在启程回国之际，法肯豪森将军曾向蒋介石许诺，他绝不会向日本人透露任何在中国期间的工作内容，并充满感情地说：“我确信中国将赢得胜利。”回国后，他一度担任比利时总督，后还曾因涉嫌参与刺杀希特勒事件被捕入狱。
（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经典影像背后的民国社会（1928-1949）》 作者：杨红林）（图片 2477.jpg 图注：朱家骅 2490.jpg 图注：马克斯・鲍尔 24汉斯・冯・塞克特1.jpg 图注：汉斯・冯・塞克特 24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jpg 图注：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