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德国文学著作以思辨见长，饱含哲理，而看似偏离文学范畴的哲学著作又文风优美，富有诗歌韵味，德语论文范文，所以很多德国文学家既是诗人，也是哲学家。 因此，尼采在中国学人心中的身份摆荡在哲学家与文学家之间。其思想最早由梁启超于 1902 年介绍到中国，之后陈独秀、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胡适、茅盾、郁达夫等都曾撰文介绍尼采思想或尼采着作的译文。鲁迅先生在 1907 年和 1908 年了《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多篇文章，数次提及尼采，并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称尼采为“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此处个人主义是指尼采提出的，以个人对抗群体的超人口号，这唤起了当时知足自谦的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同时，尼采对传统的批判态度，即“把社会上一切信条、一切人生观道德观重新价值估定”的口号，也促使鲁迅用犀利的笔锋向中国传统主义宣战，致力于用文笔改造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以拯救中国。《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是集尼采一生思想结晶的代表作，鲁迅先后用文言文和白话文翻译了这部着作的序言部分，另有郭沫若于1923 年至 1924 年其译文，连载于《创造周报》，在当时引起热烈反响并作用了中国作家的文艺创作。 郭沫若不但译介了尼采的著作，同时也是“五四”时期另一位时代偶像歌德的著作的主要译者，他想通过译着传播尼采、歌德的思想，进而达到改造国民性、作用社会的目的。1914 年歌德诗作《鬼王》由应时翻译成中文，随之他的许多抒情诗和叙事诗便蜂拥而入，1922 年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更是奠定了歌德在中国的巨大作用力。可以说，这部表现个人意志和客观现实之间矛盾的书信体小说是歌德乃至整个德国文学在我国广受欢迎的第一部著作。郭沫若的中译本使“维特热”从欧洲蔓延到中国，不仅作用了一代青年人的情感生活，激起他们热烈的情感，也使中国文坛出现了一批“西洋式的书信体小说”，如许地山的《无法投递之邮件》、蒋光慈的《一封未寄的信》、冰心的《遗书》、庐隐的《一封信》等。《维特》 之所以轰动的原因是“五四”时期一部分已经觉醒但找不到出路的青年与德国 18 世纪 70 年代狂飙突进运动中的人物有不少共同点，他们从小说中得到共鸣。 三、德语文学汉译的沉寂 “大约自 1937 年抗战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进入了另一个时代”，民族战争迫使每个知识分子去思考生命的意义，放逐情感、消灭自我认识成为很多作家的使命。在此背景下，德国的战争文学著作在中国得到了大量译介。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于1929 年由洪深、马彦祥翻译，与那些宣扬本国战争胜利、大赞自己军队勇敢的小说不同，这部著作描写了战争的残酷，贯彻非战的热情，是时代精神的产物。 之后还有很多德国反战诗歌在中国得到译介，在某种意义上，此时的中国译坛成为德国反法西斯文学的汇集地。 20 世纪 40 年代初，译者们在选译著作时，除却政治因素，也开始关注著作本身的文学性和艺术性。 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德语文学翻译界的领军人物冯至对诗人里尔克的译介。冯至被鲁迅先生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而里尔克则被誉为“诗人中的贝多芬”。两者在文学上的相遇对后世作用颇深。 里尔克是一位以沉思形象屹立于文坛的睿智哲人。他上承浪漫派，下启现代派，其创作的咏物诗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作用深远，引众多诗人效仿。里尔克的名言“诗不是情感，诗是经验”引导着中国现代诗人进入“智性诗学”阶段，走出一己悲欢，去体验世界的真相和宇宙的秘密。 既是学者，也是诗人的冯至出于对里尔克的喜爱，翻译了他的大量著作。1932 年，冯至翻译了里尔克的散文《布里格随笔》《论山水》，诗歌《豹》《一个女人的命运》《啊诗人你说你作什么》等 ；1938 年他又翻译了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欲借此书与青年朋友共同思考愁苦人生。 受里尔克的作用，冯至的文学创作也从浪漫抒情向哲理沉思转变，往往将“生死”“决断”“存在”等作为他的诗歌研讨的主题。1942 年冯至的《十四行集》出版，它在形式上受启发于里尔克的著作《给奥尔普斯的十四行》，在思想上融汇了里尔克、歌德、杜甫诗作的精髓，实现了诗学与中西文化的融汇贯通。 四、改革开放后德语文学汉译的复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