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界也有其时尚。而且这常常与音乐家生卒之年相连。现代能入大众媒体法眼的音乐事件（非娱乐事件）极少，新瓶旧酒故成为惯性操作。但是我们无法谈论音乐。于是我们往往在谈论音乐时，谈的是其他。 这也太适合套用在约翰?凯奇身上。凯奇，所有人都听说过他，听说过《4分33秒》，也许还知道他与仙人掌的关系。但大部分人未听过他的东西，也没有看过他写的书。今年是凯奇诞辰100年，科隆新音乐节向他致敬，在爱乐大厅内挂上了巨大的黑白海报，中年凯奇套着剪裁贴身的夹克走在无人的人行道旁。你要是喜欢，可以在音乐节上花140欧元买一件相同的夹克。除了作曲，凯奇是个无人不知的符号。我们在谈论凯奇的时候，实则谈论的都在音乐之外。 凯奇是个cult人物。“cult”，这样一个起源于宗教反偶像的称谓，今日在大众语境中已彻底衍变成为“潮”的符号。科隆爱乐的经理，带点城府地开腔：今日德国，作曲界的玩心在远去，一切都太严肃。爱乐大厅为凯奇设了一个“sound walk”（声响漫游）。在一架凯奇用过的钢琴琴体内放满了乒乓球，小孩大人凑近来玩耍触键时，球就会抖落得七零八落。“城府叔”又来了一句：用音乐逗趣，能驱使人们贴近音乐。 但是无意识去靠近的话，再逗趣也只能显得过分专业。于是又有人想要去逗趣专业性。北莱茵州有一位作曲家，向政府申请了一笔钱，开展一个邀请无乐理、器乐基础的孩子自行作曲的项目。换言之，入门就是作曲。他在饭桌上侃侃而谈，说希望带领孩子们“走到里面去”，看清楼房结构。就算一开始“实验作曲”时是无意识而为，但作曲家盼望看到这些孩子们长大以后，会记得曾经的“入门”，因为了解音乐的来龙去脉而懂得欣赏，从而买票入场看音乐会。 这是一笔长远投资。 科隆“媒体公园”内有家音乐工场（MusikFabrik），像斯图加特一样全城带着烧焊与工业味，却又悖论式地弥漫艺术气质。连音乐厅顶上的空调机房都可以被自豪地介绍给访客，德语论文网站，在机械仪器排列中，让观者自觉或错觉进入了一个现代艺术装置空间。聊天片刻，隐约传来排练场内的小号声，吹的是斯托豪森著作。斯托豪森当然也算是cult人物，西蒙?拉特几年前在柏林爱乐乐季中安排了演出老爷子的著作，几乎被保守派轰出局，连总监位置都不保。 “音乐工场”是西德唯一的现代音乐工作坊，这样前卫自我的机构却居然由德国文化部资助创立。最近德国冒出了一个支持者众的新政党名曰“海盗党派”，且大受民众欢迎。其中一项倡议是“一切享有公共资助的都应向公众免费”。就这项提议，急于拓展“新音乐人”的“工场”负责人托马斯举双手赞成。除了来过几次科隆做录音采样的凯奇以外，工场内“供奉”着好几个现代音乐界曾经的cult人物，只是现在他们都鲜为人知。 排练厅内铺开着乐谱，全在为凯奇百年诞辰的演出做准备。打击乐房内供着仙人掌，鼓槌旁有一碗豆子，德语论文题目，试图传递作曲家的禅意识。工场内另有一大片空间，摆满了我们前所未见的乐器：脚踏风琴、横型吉他等等，奇形怪状。反偶像、自制新潮的，当年还有这一位：同样生存于20世纪中上期的美国作曲家哈里?帕奇（Harry Partch）。帕奇的双亲都到过中国传教，义和团起义才回到美国。20世纪的现代音乐新风潮“微音音乐”兴起时，帕奇在背后的贡献极大。他与凯奇有过几面之缘，但也仅限于此。大萧条时，帕奇流浪街头。他曾与爱尔兰诗人叶芝碰面，想得到诗人的许可，以他的一首诗歌为蓝本写歌剧。据说叶芝对帕奇在歌剧中加入的自制乐器赞赏有加。今天帕奇的自制乐器已难得在舞台上见到，“音乐工场”内还存着帕奇著作的所有乐谱，有时乐团出门演出还会带上一两件他的乐器。 在“工场”内发现的另一枚cult符号，是当年才华横溢的美国作曲家乔治?安泰尔（George Antheil）。经过大loft时，发现过道上神奇地摆着一台飞机螺旋桨装置，问了才知道，是更神奇的安泰尔于50年代就摆上了舞台的音乐创作《机械芭蕾》“配器”。10年前，“音乐工场”演出此著作时重新将螺旋桨搬上台，居然也还被视为是“先锋行为”。安泰尔还写罪案小说、为时尚男刊写专栏。不过最奇异的还是他与奥地利女演员海蒂?拉玛一同发展了“扩频通信”技术。这种技术，简单易懂地说，也就是今日通信技术CDMA的源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