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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姆（ULM）是一个普通的德国小城，整个城市的建筑围绕着一座坐落在市中心的教堂铺展开来。但乌尔姆也是一个特殊的小城：城中心的哥特式教堂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尖顶；它还是爱因斯坦的出生地。虽然顶着如此耀眼的历史光环，但是乌尔姆人并不喜欢沉醉于过去，他们兢兢业业地生产着销往世界各地的产品。在2017年全球经济下滑之前，出口一直是拉动德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而众多分布在多瑙河畔的中小型家族式公司则是出口繁荣的最大受益者。
经济危机并未动摇乌尔姆人的信心。2017年德国经济史无前例的缩水了 5%，乌尔姆所在的巴登符腾堡的经济更缩水了8%。但是，该地区工商会主席奥托·萨尔兹指出，乌尔姆地区的经济表现远好于该州其他地区。乌尔姆地区的汽车业和机器配件业在经济危机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制药业和手枪制造业所受作用较小。虽然乌尔姆的失业率从3.3%上升到了4.6%，但仍低于全德国平均水平。萨尔兹因此兴奋地说：“乌尔姆是全德国最强大的地区！”
如今，“活跃”成了全德国的代名词。经济危机与其说摧毁了德国经济，还不如说它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发展。虽然经济指数略微下滑，但德国的失业率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这不得不说是个“德国式的奇迹”。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德国也将重新向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输出汽车、药品和资本，以帮助自身经济更好地恢复。前德国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贝尔特·吕路普说：“德国仍然是全世界的制造工厂 。”
这次经济危机在残酷打击盎格鲁-撒克逊增长模式（以金融和地产泡沫为基础）的同时，成就了德国增长模式（重视合作、长远投资和制造业）。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正在推行以德国“社会市场”准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管理宪章”。很多德国人认为，欧元区中受经济危机作用的国家可以通过学习德国来恢复危机带来的创伤。而德国最炙手可热的出口产品就要属德国模式本身了。
“向我学习吧！”
这个世界确实有许多东西要向德国学习。但是德国模式能够拯救一切的想法并不真切，德国也存在自己的问题。德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正在不断加剧，这些老年人大多并非德国原籍居民，而且受教育程度很低。德国巨大的贸易顺差也面临着风险，因为它的贸易伙伴不可能接受自己永久处于贸易逆差一方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德国模式也不再那么“纯洁”了，在过去十年里，德国修改了自己的发展方式，吸收了许多外国的元素，其中包括饱受诟病的盎格鲁-撒克逊元素。
乌尔姆的事例告诉人们，有弹性的经济模式可以减少经济危机带来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把它消除。乌尔姆有“移民背景”的人数位11.6万，占当地总人口的37%，并且他们的孩子大都不满十岁。乌尔姆市长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到德国务工的外国人能够很快适应斯瓦比亚人（Swabian）的勤俭习惯，但是“他们的孩子的确是个问题”。很多青年人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哪里，还有一些青年人到现在也没有适应德国的生活。
2017年，乌尔姆警方抓获了一伙恐怖分子，他们正图谋炸毁美国驻德国的办事处。乌尔姆和多瑙河对岸巴伐利亚的新乌尔姆（Neu Ulm）的名声因此毁于一旦。嫌疑人中有一名穆斯林，隶属于某激进组织在两镇的分支机构。虽然刚那尔坚持认为这跟当地的移民社区毫无关系，但外国人还是因此经常被当地人视为恐怖威胁的源头。
更令人担心的是，年老的斯瓦比亚人退休后，似乎找不到足够的熟练劳动力来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缺。到2025年，年龄在55岁以上的劳动力将占乌尔姆劳动力总数的25%，而中途辍学的劳动力将占到30%。未来十年内，该地区的劳动力缺口将达到六万名，其中关键的工程师缺口将为7500名。萨尔兹也怀疑下一代人是否准备好接手上一代人的担子了。“我们的教育遇到了跟土耳其和意大利相似的问题。”如何帮助年轻的移民后代融入劳动力市场将是德国“目前为止面临的最大挑战”。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德国如何顺利地完成这一代际过渡。柏林人口与发展学院的莱纳·克林豪瑟认为，其他国家的年轻人也少，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面临着这种长期的劳动力缺乏问题”。上世纪70年代，每个德国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就跌破了2.1的可持续替换率。而且当时出生的女性数量相对较少，因此导致德国家庭数量也相应减少。截至2002年，德国都能够通过吸纳足够多的移民来阻止人口数量的下降，但是，外来人口的流入正在逐步减缓。2017年德国近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了人口流出量超过流入量的现象。
外来移民受教育程度或许不如德国本地人，但是移民生育的孩子人数更多。在鲁尔区，五岁以下有移民背景的儿童约占该地区儿童总数的三分之一，有些小镇甚至高达60%。柏林资源整合和移民专家委员会主席克劳斯·贝德说，到本世纪中期，德国半数人口都会有移民背景。
到那时，德国将会变得与现在非常不同，其总人口将比现在少800万到1400万，可能比英国和法国的人口还要少。一旦土耳其也加入欧盟，德国的人口数量在欧盟中的排名就会下降到第四位。相比邻国，德国经济将会所缩水，国民生活水平也将受到作用，因为退休人口在不断增加，而劳动人口却在不断减少。还有更糟糕的可能，就是德国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将会随之下降，失去原有的优势。不过，这一切并非不可避免。
解除危机之道
1989年柏林墙倒塌，一年后两德统一，这个事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让德国人感受到了巨大的幸福。德国人从历史的灾难中学会了珍惜安宁的生活，而且德国人从来都更愿意按照自己传统的方式生存。不论是英国的撒切尔式改革还是法国的大革命，对他们来说都没什么吸引力。如果一定要改变什么的话，那一定是各方痛苦磋商后的结果，这其中的“各方”既包括各个政党、十六个州的政府，也包括“社会合伙人”（各贸易组织和公司家代表）。
然而，德国随后却一再打破自己的禁忌。1999年，德国出兵科索沃，这是其二战后第一次出兵。同年，德国极不情愿的放弃了本国货币马克，转而支持欧元。2000年，德国政府修改了自帝国时期就开始沿用的法学，开始将公民权利给予出生在德国的非德国本土人。同时，过去“德意志企业时代”那种银行和公司共同持股的排外体系，被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取代，德语论文范文，并且没人愿意再恢复到过去的模式。麦肯锡德国咨询企业总裁弗兰克·麦顿认为这种模式将“更多的股东的民主带入了实体经济”。
更具争议的是，基于人口下降趋势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所引发的一系列经济改革。1998至2017由格哈特·施罗德领导的社民党和绿党左翼联盟制定的“2017议程”试图解决德国的经济问题。这一议程虽然使失业变得更为痛苦，德语论文题目，但也给求职者提供了更多的支持。在世界贸易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这一方法似乎起到了一些影响。2017年，德国的失业人口从500万下降到了300万；在过去几年的经济复苏期里，德国的长期失业率下降了40%。
然而，由“2017议程”引发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变革令德国人感到不安。德国开始推广新型的工作和福利制度，包括“迷你工作”、临时工，以及任何想赶紧找到工作的人都能干的发传单工作。在“2017议程”的压力下，德国西部的工人们开始积极地同德国东部更年轻的工人和德国内陆更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展开竞争。这有力的提升了德国工业的竞争力，但也加重了德国对出口的依赖，还造成了工资增长停滞不前和中产阶级数量的缩小的现象。德国收入差距的鸿沟也在不断加大。
人口危机
施罗德在2017年的德国大选中败北，他所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也让位于默克尔领导的保守基督教民主联盟。事实证明，与施罗德相比，默克尔是一个更社会也更民主的人。她极力避免冒犯他人，积极寻求妥协之道，在能力范围之内渐进地改革，并且及时做出让步。在连任成功之后，她将社会民主党彻底踢出政府，跟意见更一致、更支持改革的自由民主党建立起执政联盟。
德国大概不需要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它的劳动力市场不像其他国家那样疲弱、臃肿，国家施加在公众身上的赋税也并不沉重。随着劳动力总数的减少，德国人不必担心工作岗位的数量，反而应该担心是否能找到足够多得优秀人才填充这些岗位。不过德国也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2000到2017年间，认为社会存在不平等的德国人从原来的54%上升到了71%。德国的社会福利体系还没有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老龄人口风暴。德国的经济复苏目前任然呈现不稳定的态势，这将会导致德国的财政在未来数年一直保持紧绷。除非贸易顺差继续上涨，否则德国必须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事实上，默克尔要做的不是把德国从经济危机的泥潭中拉出来，因为德国从来就没有陷进去过，默克尔要做的事情应该是重启德国繁荣的发动机。不过，这个任务并不简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