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从罗马尼亚来到德国的头几天里，有次别人请我去吃晚饭。走进主人家的厨房时，看到烤箱里正做着羊肉。这是我第一次目睹带着亮光的玻璃烤箱，一下子就把我的目光紧紧地吸住了，那里头的灯光展示了烤肉的全情，高温烫起的小泡泡来回地爬动，冒着热气，还不时地破裂开来。我盯着黄灿灿的烤肉，就好像是在看彩电里播放的一部风光片：雾气蒸腾的阳光下，羊肉组成的山岩上，居住着玲珑剔透的小动物。主人打开烤箱的玻璃门，一边翻着肉块，一边说：“那个卡内蒂也是从罗马尼亚过来的吧。”我说：“他是从保加利亚来的。”“哦，”主人有点尴尬，“我总爱把国家弄混，但首府都记得很清，保加利亚的是索菲亚――罗马尼亚的叫布达佩斯。”我纠正道：“布达佩斯是匈牙利的首都，罗马尼亚的是布加勒斯特。”他用叉扦翻动着烤肉，这情景在我的风光片里看上去就像是一只河蟹在忙着搬运东西。我觉得，他之所以刚才脑子里稀里糊涂的，正是因为他在翻动肉块时打乱了烤盘里的布局。他关上烤箱说：“但愿合你的口味。你吃没吃过羊肉啊?”“在罗马尼亚羊肉吃得很多，”我振振有词，“罗马尼亚的《尼伯龙根之歌》，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民族史诗，就是讲羊和牧羊人的。”“啊，好玩儿，”主人说。“一点也不好玩，”我再次纠正他，“这诗的主题是欺骗和恐惧中的孤立无援，还有痛苦和死亡。” 那么当我在楼下信箱旁碰到隔壁女主人时又和她说了些什么内容呢?一起上楼时她跟我唠叨，说她没有哪天夜里能睡个安稳觉，三岁的孩子总在半夜两三点钟拿着个绒毛羊，跑到她床边要跟妈妈一块玩儿。“这简直是搞恐怖活动啊，”女人很认真地说，“恐怕连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也想不出比这更损的招数来了。”亏得这邻居还是个搞历史的。我是不是该告诉她，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可不想和我一起玩绒毛娃娃。 诸如此类的事例层出不穷，已经成了我习以为常的每日生活，在政界和文学界也一样。就连高官吕特格斯也有自己独特的韵脚，他的口号是“宁要对下一代的关心，不要引进印度精英。”这压的是总理施罗德的韵，因为后者想要赶快引进印度人，然后过个三五年再赶快把他们打发走。是啊，汽车是可以花钱租的，用上一段时间，一旦有了自己的新车再还回去。在德国人看来，倘若他们需要印度人，那后者真得受宠若惊并荣光万分了。在德国待过的印度人身价倍增，三年后衣锦还乡时，可谓已经是曾经沧海了：办公室里赢得的成功，商店里有关“在我们德国Brezel的两个E音都被您发错了”的谆谆教导，甚至还有那晚上穿过地下通道和坐在市区有轨电车里的心惊肉跳，以及大白天加油站边、山上湖旁和在其他印度人会被德国光头党当作不受保护者的所有地方产生的惶恐不安，诸如此类的经历，足以让人引以为豪了。 吕特格斯先生押韵的口号和施罗德招贤纳才的宣传唱的是对台戏，虽然施罗德也说得很清楚，精英贵客们什么时候得收拾铺盖卷打道回府，但是吕特格斯心里明白，德国已有前车之鉴：客籍工人的独特之处在于，活干完以后，当人们可以不要他们的时候，德语专业论文，他们依然存在。我们叫他们来是干活的，可他们除了干活也在此生活，从而搞起了一些不是一两天能够结束的营生，于是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子子孙孙又成了新的印度人，不是纯种便是混血。要把Brezel中的那两个E都发对了――第一个是长音，第二个则是听不见的吞音――这恐怕不是一个人今生今世所能完成的伟业，得要几代人的奋斗才行。土耳其人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政客们没完没了地为一体化唱高调，但是德国至今并没有准备承认土耳其人是德国的少数民族。土耳其人长期以来仍被称为外国人，用由于爱面子而没有出言不逊的德语说得好听点儿叫做“同国公民”，这称呼听起来像是憋着一肚子对空间归属的不满之火又发不出来。对“同国公民”这单词的解构我以前就知道。罗马尼亚政府过去把那些几百年来而且在有罗马尼亚人之前早就生活在某些地区的匈牙利、德国和塞尔维亚少数民族称之为“同国居住的民族”。尽管我们家祖祖辈辈已在当地生活了三百年，但与上述除了罗马尼亚人以外的所有民族一样，我无法改变自己少数民族的身份，过去并且现在依然是个出生在故乡罗马尼亚的异乡人。秘密警察审讯时让我别忘记自己吃的是罗马尼亚的面包，这简直是一大讽刺。我家过去有不少土地，祖父曾是粮商，后来被国家没收了财产，秘密警察也是以国家的名义对我进行的审讯。我当时吃罗马尼亚的面包是因为我们家被国家的法学洗劫一空，好让我们以“同国居民”的身份成为表演罗马尼亚好客政策的一个玩物。三百年后还能让人依然如故地身在故乡为异客，这的确是一大丰功伟绩，说不定德国无需罗马尼亚独裁专制的那套迫害手段也能创造同样的奇迹。 拿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引以为鉴，就今天的印度人而言似乎可以或者完全可以说，对德国来讲最好是能有虚拟的印度人，这个词在当今之世时髦得不得了。没准可以让一家日本的玩具企业造些电子宠物式的印度人，用大纸箱装运过来。使用说明上写清楚：本品完成工作之后便可视为不复存在，下班后无需喂养和冷藏保鲜，唯企盼下轮工作早日降临，且无照料家庭生活之虞。 德国自1945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恢复其“正常状态”，两德统一后为此花费的力气更大。这一正常状态一方面要在后人对待纳粹垮台的态度中去寻觅，而那里的唯一正常状态实际上就是永远无法正常的状态。另一方面，此正常状态则存在于让东、西德平起平坐的愿望里。迅速实现正常化，是为了不必再把独裁专制的后果当作话题说来说去。可东德的情况则不同，即便最后一条乡间小道都变成了崭新的柏油马路，四十年监管压制的痕迹也不会踪影全无。然而除此之外，正常化也可以是这里的德国人不再没完没了地冲着讲话带乡音的外来移民说“在我们德国”，正常化还可以是这些异乡口音不必回答自己来自何地，也无需在说Brezel这个词时练习那两个E的不同发音。和所有政客一样，吕特格斯先生在他的韵脚之外也讲到外国人的融入问题。为了支持他的想法，我倒想试试出个主意，建议他搞个只有一句话的外国人融入计划，即：“融异乡口音于德语Brezel中”。这是一项很具体的计划，如果真能出炉，那我认识的好多人大概是破天荒头一回可以相信，吕特格斯这一次能说到也打算做到。 就连文学机构也在致力于实现正常化。几个搞文学评论的希望看到一部全德式的小说，书里头说穿了就是得有那种高大全的主流气势，而不是像迄今为止的文学著作那样，所表现的尽是些另类的边角皮毛。他们坚持要书写当代，而在涉及德国题材时，幸亏当代这一概念具有相当大的伸缩性，可以往前推好几十年。无论是战后岁月、经济奇迹还是68年的学生运动，没有哪一本以早已成为过去的德国往事为题的小说会被文学评论指责为陈年旧账，因为这类小说集双重属性于一身，既反映了当时存在的人情世故，又让今人读来重新并且愿意有种与之休戚相关的感觉。然而，像我这样一个来自另一个国度的外人，用德语写的不是德国而是另一个国度的事情，那么在文学评论家的眼里，即便这些事情才过去十二年的时间也早在十年前就属于过时的了。我每出一本书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德国文学评论家的语言虽说比卖咸面包圈或阿司匹林的售货员要复杂些，但他们的愿望与其方向完全一致，因为他们也希望在我书中看到本地的正宗语音语调。他们劝我别再纠缠过去，而应该弃旧图新地放眼德国。与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一样，文学评论家们也认为，我必须彻彻底底地投入到对现实的思考中去，以便删去过去的记忆，吃饭时看着德国的面包，好忘掉那人生的“苦”面包。倘若此秘方有效，我倒真也毫无二话，可遗憾的是它不会生效。而且根据我的经验，情形正好相反，我越是观注德国，就越是会把眼前的一切同过去联系在一起。我没有选择，因为我是在写作而不是在买鞋。有时候我真想大声质问：你们听没听到过什么叫做创伤?我的确早就离开了罗马尼亚，但是我却离不开独裁专制操控下人民遭受迫害的阴影，离不开这一暴政遗留下来的种种恶果，这些情景睁眼闭眼都在我脑海里闪现。面对这一主题，即便到了东德人不愿再提、西德人不愿再听的时候，我也无法做到无动于衷。我必须通过写作让自己逗留在内心创伤最深的那块地方，否则我宁愿封笔。此外我觉得，德国面包广告里“为何新娘子不开口应答爱情誓言，因为她正将培希坊面包狼吞虎咽”的那句话，真是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顺便说一句：面包广告里“培希”即德语“倒霉”一词Pech中的e是用ae来拼写的，不过就像卖花女人说的那样：“这没关系的。” 选自《国王鞠躬杀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