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美国波士顿萨福克(Suffolk)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本文摘自其为新加坡《联合早报》提供的专栏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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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13日,德国政府公布,德国最近一个季度经济增长为2.2%,如果换算成年增长,就接近了9%。这是德国自1990年统一以来最好的经济表现;也使德国人民和政府一下子扬眉吐气。自这次世界经济大衰退以来,德国政府一直拒绝跟从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受到来自美国和欧盟内部的重重压力。现在德国人终于可以说:我们的模式更优越。
当然,德国的人均GDP是低一些。不过,这里很大的一个原因是1990年东西德的合并。社会主义的东德,在经济上一穷二白,必须依靠来自西部发达地区的大量补贴,把德国拖得精疲力竭。美国人到德国调查逢人便问:“全球化对你们有什么作用?”德国人总是说:“全球化对我们不构成挑战,最大的问题是东德。”
而这一回答,也揭示的德国奇迹“奇”在哪里。在美国,制造业大量外包,蓝领纷纷失业,理由是中国、印度的崛起,把大量廉价劳工带入国际劳动力市场,美国的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太高,不外包就会灭亡。但是,德国的劳动力成本比美国更高。这主要归功于其超高的福利和非常不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但是,德国人似乎并没有美国人那种压力,仍然把制造业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钱,而且在今年以前一直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如今这第一把交椅虽然被中国抢走,但是,德国8100万的人口,几乎和13亿人口的中国创造了差不多的出口额。
况且,双方侧重于不同的领域,合作多于竞争。中国越是扩大出口,就越需要德国造的精密车床和仪器。日后全球经济回暖,需求上升,最先得益的也是拥有先进制造业的德国。“中国制造”无法取代“德国制造”,也打不过“德国制造”。
德国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这要归结于其独特的“莱茵兰资本主义”模式。相比“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强调的是自由竞争,公司要为股东负责,工人只是完成这一责任的工具。“莱茵兰资本主义”则强调公司对职工的责任。更重要的是,这种公司伦理已经完全被制度化了。比如,公司董事会中,一般席位是工人代表。这些代表要自己在工友中竞选产生。他们和资方代表一起,决定工作时间、休假、雇佣、裁员、甚至技术投资等等关键性问题。这种职工董事,在德国大概要有50万左右。
想想看,一个8100万人口的国家,5000多万劳动人口,每100多个职工中,就有一个职工代表进入企业的董事会。他或她像奥巴马、希拉里一样,不仅要参加选举,而且当选后有着真正的权力。无怪有评论说,美国的政治是名人政治,大家看的是布什、克林顿、奥巴马在电视里热闹,但老百姓并不把握自己的命运。在德国,政治可以完全不涉及这类知名人士,老百姓在基层决定自己应该休多少天的假、拿多少工资。当然,这些职工代表的根本利益,还是要保证其“选民”的工作。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是削弱了德国的竞争力吗?恰恰相反。在这种制度下,工厂不敢轻易关闭,也无法随意解雇工人,只能培养工人。这样,制造业被保留下来;德国的工人在这种稳定的工作环境中,得以精益求精地深化自己的技艺。这也是德国的产品工艺先进、能够维持高昂价格的原因。
按照德国的规矩,工资要集体协商。这不仅是工会一头是集体,资方一边也形成集体,即同类公司结成联盟统一工资。也就是说,在同一地区,你干同一种工作,到哪家工厂或企业都拿同样的工资。公司之间的竞争重在经营、技术、工艺水平,根本没有空间靠压低工价来提高效益。这和“中国模式”正好相反。也难怪,在美国制造业纷纷被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吓破了胆时,“德国制造”岿然不动。
随着世界人口的老化,这种能够珍重人力资源、并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的“德国模式”,自然会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茅于轼所谓“工人农民都不算数”的“中国模式”,则迟早要撞墙。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是老故事。“德国模式”才是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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