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详细论述了莱布尼茨时代的四位德国汉学家，每个人的学术成就，汉学探讨的特点和知识的来源，并叙述了他们和莱布尼茨的关系。通过这样的探讨展现了17世纪德国汉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环节，从而给读者提供了莱布尼茨时代的文化和学术背景。 基歇尔只是简单地跟卜弥格学了几句汉语，写了几个汉字，他不可能对汉字的历史和发展有更准确的理解，就是从西方人对中国文字的认识史来看，孟德卫教授对基歇尔的评价较为中肯，他说基歇尔的这些观点缺少一种创造性，“他仅仅是一个模仿者”。 但基歇尔的贡献在于他公布了中国古代的文字的图像。实际上“第一个在欧洲介绍中国书写文字的就是基歇尔”。这就是基歇尔的“Oedipus Aegyptiacusg”一书，该书在罗马出版，是一部对于数学、几何学、音乐和语言，特别是对于埃及象形文字和科普特语言的多卷本的书。(汉字第一次出现在欧洲究竟是哪一部作品，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汉学第一次出现在欧洲是在门多萨写的《中华帝国史》一书中。”)基歇尔在这本书的第三卷的第二章中对有关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字书写作了介绍。这一章的标题是“对中国古代文字的解释”，当时他介绍了中国七种书写文字，这些后来包括在《中国图说》中所介绍的十四种类型中了。 无论如何基歇尔是17世纪欧洲汉学的天才，不管他的《中国图说》有多大的缺点，也不管他的这本书内容有多少是来自卫匡国和卜弥格，正是从他开始，奠基了欧洲对中文的探讨，他的《中国图说》催生了欧洲早期汉学的诞生，同时，《中国图说》也拉开了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序幕。 莱布尼茨在他的法律论文《论组合》(Ars combinatoria)中就引用了基歇尔对于中国文字的，内容。他在和斯皮则(T Spitzel，1639-1691)的通信中也谈到过基歇尔，并于1670年亲自给基歇尔写过信。莱布尼茨当时也读到了这本书，书中的汉字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是他后来的中国文字观的重要来源。 二、米勒的汉语探讨 米勒(Andreas Miüller，1630―1694)是德国17世纪最有名的汉学家，他的名声鹤起主要是因为他声称自己发明了《中文钥匙》(Clavis Sinica)。这位出生在波兰的语言学家的确具有很高的语言天份，他可以用土耳其语、波斯语、叙利亚语写作，还能说亚美尼亚语、古撒玛利亚语、科普特语和俄语。他的语言天份受到了当时勃兰登保选帝侯腓特烈・威廉(Fruedfich Wilhelm，1620-1688)青睐，选帝侯将他请到宫中作图书馆馆长，给他提供了令人羡慕的工作条件。1667年米勒开始了他的《中文钥匙》(Clavis Sinica)探讨，六年后他宣布自己发明了《中文钥匙》，并想借此让选帝侯给他一大笔钱，虽然选帝侯没有给他巨额的费用，但这个发现却激起了选帝侯的极大兴趣。选帝侯决定继续支持他的探讨，米勒为了表示感谢将探讨的题目改为“Branderburg Invention”。 米勒在1670年编辑出版了《对于契丹国的历史和地理》(Disquisitio Geographicae et hitoicae de Cathaia)，GreiffenhagUOpusculaNonunnuUaOrientalla une Volumine comprehensa Qvorum Seqventi pagina prolixius monstrabitzhe这本论文初步探讨了基歇尔所公布的大秦景教碑的内容，1672年出版了《中国碑刻》(Monumentum sinicum)在米勒的Hebdomas observaionum de rebus sinicis以及Nomenclator lmperii Sinensis georgraphicus、Basilicon Sinensd~书中都有和汉学有关的论述。他还出版了Hebdomas Observationum de Rebus Sinicis，在这本书中列出了十行的汉字。在选帝侯那里他做了两件事，一是将皇家所藏的中文书编了个书目，但这个书目实际上是只有购书者的姓名，并无每本中文书的书名，这说明他的汉语能力是有限的。第二就是做了一套木活字的字模，准备来印刷中文书。他还在自己的De Eclipsi Passionali Disquisitio上了从传教士的书中择录下来的对于中国日食的汉语文献。柏应理到柏林时他也和米勒见过面。但米勒最后也未他的《中文钥匙》，据说他一把火把自己的手稿全部烧了，但也有人说他的手稿被仆人偷偷拿出去卖了。 不过，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米勒的工作受到了莱布尼茨的关心和注意。因为，米勒所说的可以让人在一个月学会中文的大话在当时真可谓石破天惊之语，这样使对中国和中文一直有着浓厚兴趣的莱布尼茨特别新奇。他怀着极大的兴趣给他的朋友埃尔斯霍茨(Johann Sigismund Elsholz)写信，对米勒的这个重大发现表示了关心，他在信中一口气向米勒提了十四个问题，他在信中是这样说的： 我试图得知：第一，这部词典是否准确无误，人们是否能够像读我们的a、b、c字母或数字一样去读它，或者是否有必要偶尔加一点解释，就像有时加示意图的情况那样。第二，众所周知，由于中国的文字不是表示话语，而是表示“东西”、“事物”的，因此我想知道，“汉字”是否总是按照事物的性质创造的。第三，是否所有文字都可以回溯到一些确定的元素或基本的字母，是否从组合中还能形成其他的汉字。第四，人们是否把不可见的事物借助于同有形的、可见的事物的比较带到某种确定的形式之中。第五，中国文字是否全部通过人造生成的，且随着时间的演进不断增长，甚至是不断改变的。第六，中国人的语言是否像一些人那样，也是通过人创造的，以致人们可以找到理解这种语言的某种确定的秘诀。第七，米勒先生是否认为中国人自己不知道他们文字的秘诀。第八，米勒先生是否认为这种文字可以顺利地、有用地引入欧洲。第九，创造出这种文字的那些人是否理解了事物的性质，并且从理性精通。第十，表示如动物、野草、岩石这些天然事物的汉字，是否同这些事物的特性有关，以便某个字同其他字能有所区别。第十一，人们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从汉字学习到它的含义。第十二，拥有解释中国文字的词典并借助它工作的人是否可以懂得用汉字写成的对于某些主题内容的全部文字。第十三，拥有这部词典的人是否也能用中文写点什么，并且使有文化的中国人能够读懂和理解。第十四，如果人们想根据这本词典向不同的中国人告诉一些用我们的语言写成，用汉字逐字注音的事情(例如，一桩祈祷的“主祷文”)，那么，人们是否可以充分了解所涉及的相同内容。 从这十四个问题可以看出莱布尼茨对汉字的关心是同当时欧洲的普遍语言学思潮相关的，这里暂且不说。应该说莱布尼茨在中国语言文字上 表现出了极大的敏锐性，他虽然受到了基歇尔等人所提供的材料的作用，但并不为其所左右，他的中国语言观中以下三点应以注意： 第一，莱布尼茨并未从《圣经》的角度去理解中国语言，虽然他对普遍语言学的追求有宗教因素――他在宗教上一直试图使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和解，而寻求一种世界语言则是这种宗教和解在语言上的表现，但莱布尼茨“拒绝把汉文方块字视为埃及及象形文字衍出的一种文字。”。他更多的是从理性、从语言学角度来讨论中国语言的，他可能思忖“汉语是否为世界上的一种最佳语言”。 第二，莱布尼茨注意到汉字的一些基本表意特性。汉字和埃及楔形文字都是象形字(hiemglyphic)，其特点是语言符号“是传统的和真实的图画，有好些的确指示所代表的实物名称”。从传统比较文字说来说，汉字主要为表意文字(ideographic writing)，以同印欧语言文字中的表音文字相区别。但近几十年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这种说法都提出了纠正。有人主张汉字在早期基本上是使用意符和音符的一种文字体系，后期成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即汉字并不是纯粹的表意文字。有的人认为它是“表词文字或言词文字(word-writting)或logographi(writing)”，但这些新的看法并不否认汉字的表意特征，而是指出汉字不能仅仅用表意特征来表示。从汉字的形成来看，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所提出的造字准则“六书理论”中的象形、指事、会意都是从词的意义上联系来讲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汉字是表意文字。同一形符的字在意义上有联系……。” 莱布尼茨在读到有限的汉字的情况下已察觉到汉字的表意特征，他说汉字是表示“东西”、“事物”的，并问像动物，野草、岩石这些表天然事物的文字是否同事物的特征有关。这些问题都是从“象形文字”角度来看汉字的，以期探索汉字的表意功能。从图像到文字符号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但汉语中的许多独体字在其初期确是表示事物的，如用○表示太阳。莱氏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有一个正确思考问题的方向。 有些抽象的字怎么表示呢?莱布尼茨不知道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已解决了这个问题，德语论文范文，但他的这个问题却是深刻的。最后，他相信汉字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被后人不断的制造出来的，而要被后人造出来，那就必须有其基本的规律，所以他问米勒汉字是否有“确定的元素或基本的字母”。在他看来只要掌握了这些“确定的元素或基本的字母”，就可以造出新的字来。后来他在一封通信中曾继续思考这一问题，他说：“很明显，它在开始时是对事物的真实写照。但后来为了简化和冲淡这种文字，他们仅仅保留了象形文字中的几种笔划，用这些字组成了一些复合字以指其它事物，其中很大一部分事物是不可能用文字表达出来的。因此而令人难以觉察地出现了现在通用的这些方块字。” 这里实际上已讲到了汉字的一些构字准则，讲到了笔划。在18世纪的欧洲，莱布尼茨所读到的汉字十分有限，他能做出这样的猜测，足以表现出他的语言才能。因为汉字的确是有其规律的，有它“确定的元素”的。 米勒先生对汉字的探讨曾引起过莱布尼茨极大的关注和兴趣，但也最使他难过，因为，莱布尼茨听到当米勒在临终前一把火烧了自己的书，他的《中文钥匙》也随一缕青烟，飘到了云天外的消息后，这使一直关心这本书的莱布尼茨好不伤心。米勒死后几年他还在《中国近事》的序言中表达这种心情，他说：“米勒先生虽学识渊博，但性格古怪。不仅我、闵明我、鲁道夫”、甚至就是连曾为他在柏林提供实验室的那位已故的选帝侯也都在他那儿碰过壁。也许米勒自视过高，也可能是他不愿在探讨工作完全成功之前公诸于世，担心别人对尚不清楚的事情过于轻信。此人的性格真是古怪到了极点，最后还真出现了他自己预知的威胁和挑战。据说在死前，他焚毁了自己的一部分资料，因此我们始终不清楚，他带走的知识有哪些，他到底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我认为，也许是我们对他希望过高，实际上，他已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有价值的成果。设若他能得到足够的支持，他会发现更多的东西。如果他当时能坦诚地向那些稍微内行的人解释这些事的来龙去脉，毫无疑问，他会得到王子们的大力帮助，尤其是国王的资助。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他死于固执倔强，否则的话，他就会受到基督宗教事业和传教士的荐举和帮助。 三、门采尔的汉学探讨 门采尔(christia Mentzel，1622-1701)原来是位医生，当他1682年开始探讨汉学时已经六十岁了，当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4-1692)到柏林时，门采尔结识了他，并从他那里开始了最初的汉语学习。耶稣会士闵明我(Claudio Flippo Grimald，1639-1712)在柏林时，门采尔也跟着他学习了汉语。门采尔汉学探讨的代表作是Sylloge Minutiarum lexici latino-characteristici Observatione sedula ex Auclo rlbus&Lexis Chinesium Characteristicis eruta inque Specimen Primi Laboris ulteriùs exantlandi Erudio&Curioso Orbi exposita。这是一本只有三十三页的小册子，每页大约有二十五个拉丁字和相对应的拉丁化的汉字以及汉字符号。 门采尔最大的作品是他将自己从东方得到的梅膺祚的《字汇》和张自烈的《正字通》加以改造，他以《字汇》为基础，并加以翻译，形成了一个八卷本的洋洋大作。按中国汉字纲目，从易到难，按部首的组合形式编排，带有语音注释和拉丁语翻译，经过校正并且收编了《正字通》及其他重要汉语字典中的新汉字。 “1698年，门采尔将其孜孜不倦努力钻研的成果献给了英明的弗里德里希选帝侯。这些成果来自卫匡国的语法、柏应理的信件、迪亚兹(Francisco Diaz)的作品及《字汇》等其它资料。现在，这些材料陈列在柏林皇家图书馆里。” 莱布尼茨读到了门采尔所有的出版物，莱布尼次在《中国近事》中谈到了门采尔的汉学探讨，对此表示了关注。他说：“自从米勒去世以后，汉学探讨由门采尔在德国柏林继续下去。他是最尊贵和最有威望的选帝侯的御医。这位选帝侯在致力于传播真正的虔敬和信仰方面，从来不甘人后，在选帝侯的支持和鼓励下，门采尔更加充满信心，锐意进取。” 四、欧洲第一位职业汉学家――巴耶 巴耶(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1694-1738)是17世纪德国汉学家中的成就最高的一位，他出生于德国的一个新教家庭，从幼年时起他就显示出卓越的学习才能，他毫不费力地学会了拉丁语 和希腊语，十六岁时就被康涅斯堡(Konigsberg)大学录取。在那里他探讨神学、哲学和希伯来文。1716年获得学位。毕业后他在德国游学，在柏林见到许多重要的东方学家，在皇家图书馆看到了门采尔留下的手稿和所收集的各种传教士对于中文的字典。从十九岁时他就开始对汉语着迷，游学时和东方学家的接触也深刻地作用了他。1718年他回到康涅斯堡后，在这里他首先是作为古希腊和罗马史探讨的专家，在康涅斯堡出版了四本对于希腊和罗马史的作品，同时，他保持着自己对汉学的热爱，“巴耶在市立图书馆作了一名图书管理员。同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汉学专著《中国日食》(De Eclipsi Sinica)”。 1726年2月，巴耶接受了俄罗斯圣彼得堡科学院的邀请，担任那里的希腊和罗马古代历史探讨主席，从此开始了他在彼得堡的生活。“1730年以后，由于巴耶越来越沉浸在汉学探讨上，导致他在科学院的职位发生了变化。1735年，科学院决定让一位年轻的德国古典派学者约翰・乔治・洛特(Johann Geoge Lotter 1702-1737)取代了巴耶古希腊罗马历史探讨主席的职位，而巴耶则成为古代东方学的教授”。这样，巴耶成为欧洲历史上第一个职业的汉学家。1730年他在彼得堡出版了他的汉学探讨的代表作《中国博览》，这是一部两卷本的“汉语教科书”，虽然从今天的水准来看十分肤浅，“但它是在欧洲印刷的第一部对于汉语语言的作品”。 《中国博览》的序言中巴耶用了近五万字讲述了欧洲早期汉学的发生，主要是德国17世纪汉学发生的历史，这一段叙述说明了巴耶作为欧州最早的汉学家开始有了一种学术的自觉，有了一种很明确的学科意识。这样的一种汉学史的回顾在欧洲学术上是第一次，他第一次将汉学作为欧洲东方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将汉学的探讨和欧洲学术史上的中亚史和马可波罗的探讨相联系，从而使欧洲的学术界认识到汉学探讨与欧洲的关系及其自身的独特性。 《中国博览》的第二卷“包括两个字典和一些文章。在第一本字典里，我描述了汉字应该怎样分类及如何根据它们的构成要素来查找。我本想以更准确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可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弄出一本八十万汉字以上的巨著来，而这既非我的意图也非目前的手段和措施所能办到的。事实上，到现在我仅收集了十万多个字，就连这些我也不敢全部铺列在这本书中以免书的印刷成本因此而更加昂贵。”这个字典有四十二张镌刻汉字的版和一百十九页对照音译和意译表。最后是三篇配合学习语言的文化材料：第一篇文章是他从殷铎泽在果阿出《大学》译本后所附的《孔子传》(Life of Confucius)的短文；第二篇是他对柏应理所主编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所做的修改，柏应理的巴黎版上原计划刻上中文，后来有困难没做成，巴耶在《大学》这篇文献中配上了汉字，同时，他还做了注释；第三篇是曾被他使用过的《小儿论》，他也对这篇文章做了注释，加了汉字。 《中国博览》是当时欧洲汉学文献的集合，巴耶几乎找到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的有关中文的语言材料和文献，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解释的深度上，巴耶都已经大大超过了他的学术前辈：米勒和门采尔。 巴耶的汉学探讨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当时的汉学探讨是在中国本土和欧洲同时展开的。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们在书写着他们的传教士汉学，而巴耶在彼得堡书写着欧洲本土汉学。巴耶也许是当时在欧洲的本土汉学家中和在中国的耶稣会士汉学家联系最多的汉学家。他本人与北京最有名望的耶稣会传教士建立了私人联络。这些人是法国的宋君荣(Antoine Gaubli)、巴多明和葡萄牙人戴进贤(Ignatius Koegler)、徐懋德(Andre Pereira)和严嘉乐(Karl Slavicek)等，在北京的耶稣会士们接纳了他并经常在信中激励他，送给他中文书籍和字典来帮助他。“巴耶，这位欧洲的汉学先驱，是入华耶稣会汉学家的学生，起先他们之间的联络是间接的，随后便是直接友好的接触”。正是在巴耶这里我们看到经过传教士汉学这个环节，东方的知识如何传递到西方，并逐渐催生了西方早期的汉学探讨。 巴耶是莱布尼茨的晚辈，德语毕业论文，他自己在汉学探讨的历程中曾得到过莱布尼茨的帮助，他的汉学探讨实际上是在莱布尼茨推动下当时德国汉学的一个成果。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欧洲德国是汉学探讨的中心，那时法国的本土汉学远还没有启动，而莱布尼茨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和学术氛围中展开了自己的中国探讨，他不仅受到德国当时汉学探讨的深刻作用，同时，他也成为当时德国汉学探讨最重要的推动者。只有当我们深入地探讨了莱布尼茨时代的汉学背景后，我们才会找到真正理解他的中国观的关键，对他的中国探讨给予一个全面的评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