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的机缘，他在“文革”后期来到7中国，意想不到地一待就是35年。人们只知道他娶了漂亮的中国女演员沈丹萍，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北京还结识了众多文化名人，使老舍话剧《茶馆》首次走向欧洲，把《探长德里克》介绍到中国，并发起多项中德交流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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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一个陌生的世界出发
1974年7月18日下午，我顺利拿到了登机牌。我不喜欢在火车站或飞机场上的离别，但是这一次我无法避免。可以看得出来，爱娃一直在努力让自己镇静。她凑到我的耳边小声地说，她真希望可以和我一起走。如果我不再爱她了，应该把她的天使项链还给她，这样她就知道了。爱娃希望我可以把她接过去，但是这将意味着一个很大的承诺，如同结婚一样，对此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我希望尽可能独立地开始在中国的新生活。我们相互拥抱。 我排在一条长队的队尾。轮到我的时候我把护照、登机牌和机票都交给了边检人员。对方面无表情地看了看我的护照照片，然后抬头审视我。
“您去中国?”他一边问我一边很有兴致地看着中国签证。
“是。先去巴黎，然后转机去北京。”
他有些诧异地又看了我一眼，中国对他来说遥远得如同外星。他慢慢地合上护照，连同飞机票和登机牌一起递给我：“您可得快一点儿，到登机口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谢谢。”我故意说得很轻描淡写。回头向微笑着的父母、爱娃和托马斯望过去，同时大声喊道：“我必须得赶快走!”然后我开始跑，厚重的大衣向后扬了起来。过了玻璃门后我没有再回头看他们，我一直向前跑，边跑边想，妈妈一定过很长时间也不会忘记这一刻。
一个中国人把我称作“同志”
我沿着过道走出来，时间是晚上6点1刻。楼的外面悬挂着一幅毛泽东画像，德语论文网站，下面是一条用中英文写的横幅：“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在楼里一块长条形的平台上站满了人，他们有的招手，有的呼喊。这时一个中国人走到我的面前，“您是乌苇・克劳特先生吗?”他用德语问我。我点头说是，他很友好地向我笑了笑。“别着急，您慢慢排队，”他说，“我是出版社派来的，我叫马节，我们都在出口处等您。”
等待我的是一个由8人组成的欢迎团。马节把大家一一介绍给我，德语论文网站，他们中有3个人会说德语，其中两个人在出版社工作，另一个窦同志在友谊宾馆工作。我以后就住在友谊宾馆里。一辆黑色的大轿车开到我们面前，车又长又宽，很气派。来接机的大部分人现在又开始和我一一道别。车里宽敞得如同一间起居室。“这辆车真不错!”我脱口而出。马节说：“这是我们自己造的红旗车。”他向我介绍：“当(前)苏联和我们的关系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制造红旗车，技术是从他们那里学到的。”我看着他笑了笑，心想原来这样的话是可以说的。 车开得不快，车窗大开着，可以听到知了高高低低此起彼伏的叫声，让我感到很亲切。就是在法国南部，知了也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嗓门，是不是品种不太一样?路上车不多，有几辆轿车，几辆卡车，偶尔还能看到一些自行车。
我们到饭店的时候天慢慢黑了，楼有三层高，每一层有三间屋子，一问朝西，一间朝南，一间朝东。我的房间是在最高层的中间，81242号。房间比我想象的要大一些，我很满意。院子里长满了高大的树木和茂密的灌木，乍一看像是一座公园。
瘦同事对我说：“出版社里的外国员工都住在这里。”他还告诉我房租由出版社来支付。这里每天都有人打扫。他掏出一个棕色的信封交给我，笑着说他们明天要带我去城里最有名的购物街，可能我会需要钱。他说信封里装了300元，是从我的工资中预支的。
在食堂里我们上了二楼，我们坐在离厨房最近的一张桌子旁。马节说我是他们单位第一个从西德来的外籍员工，以前只有奥地利人和瑞士人，当然在1960年前还有一些东德人。
我听到身后有人在说话，开始我没有在意，直到马节给我打手势，让我回头，我才发现那个羞涩的女服务员正站在我的右手边准备上菜，她想让我挪挪身，但说话的声音很小：“同志?”我忽然感到很激动。她用一种再自然不过的方式把我当做同志，一个中国人叫我同志!我觉得很自豪也很光荣。在中国每个人都是同志，我很高兴地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四棵向日葵代表在中国的四年时间!”
黄永玉在中国被公认为是一代奇才。在毛泽东纪念堂里有一幅黄永玉创作的巨幅中国山水画，高7米，长24米。1978年的一天，因我的生日和黄永玉的生日都在8月上旬，我们决定找个星期六一起庆祝一下，地点在我的家里，我把杨宪益一家也请来了。我们在友谊宾馆里订了一个很大的巧克力蛋糕。
听别人说黄永玉最近在家里疯狂地画荷花!当我去他家里一看立刻呆住了。那幅画有1．5米高，画面中荷花恣意绽放，充满了野性美。黄说他要在这张画里表现他目前对生活的感受。我禁不住想到了自己第一次看到荷花的情景。那是在颐和园的进口处，一个小女孩正在卖荷花，花还没有开，花苞大得和拳头一样。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给自己买过花，但是那一次我忍不住一口气买了3个。第二天早上醒来时3个大花苞都绽开了，每一朵都大得像是张开的两只手，实在是太漂亮了!
生日晚会的那个晚上很热，我们不停地扇扇子。黄永玉出人意料地拿出一张小画，画上是一个金发男子，中国农民的打扮，站在四棵巨大的向日葵下面，两腿交叉很悠闲的样子。黄说：“四棵向日葵代表在中国的四年时间!”想不到在中国的第4年，我收到了黄永玉送的生日大礼。他的儿子黑蛮也给我画了一张画，是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人翻过了四座大山，手里举着一面红旗，旗子上用中文写着：外文出版社。“雄赳赳气昂昂，翻过四座山”的样子，我顿时觉得这幅画太好玩了。
“你可以介绍我认识曹禺吗?”
“文革”结束时，英若诚在《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和我算是属于同一家上级单位的同事。那一段时间我正着手把曹禺的剧本《雷雨》从英文翻译成德文，曹禺当时被誉为还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剧作家。我最欣赏曹禺话剧的地方是他从多个层次刻画了不同的女性形象，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认识他。
“你可以介绍我认识曹禺吗?”我问英若诚。曹禺当时是北京人艺的院长。1978年11月28日，在英若诚的陪同下我在北京人艺的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了曹禺。曹禺满面红光，一看见我就站起来，拄着拐棍先用德语背诵了歌德和格哈特・霍普特曼的著作片断。他为自己的行动不便表示道歉，说那是在农村生活了好多年之后落下的毛病。但几个月之后我再一次见到他时，他不但能自己走路，而且看上去年轻多了。那年他70岁。后来我们经常在一起
办晚会，有时在友谊宾馆我的房间里，有时在英若诚的家里或者是曹禺的家里。每次晚会上只要音乐一起曹禺总是第一个站起来跳舞！
第一次见曹禺之前我曾经看过一篇介绍他的文章，说他通常不会对自己的著作任何略论和评论，当时我还有些担心，但是见了他以后我的担心很快就消失了。见面结束的时候他送给我一本英文版的《雷雨》，还在上面为我写了赠言。在写我的名字之前他想了几秒钟，然后写上了“无畏”两个字。英若诚面无表情地把它的意思翻译给我听，我一下就笑了，出来，然后英若诚也跟着笑了起来，最后曹禺也加入了我们的笑声中。
老舍夫人给我面子
老舍的遗孀胡絮青是一位著名画家，一天她请白霞和我去她在王府井附近的家里吃饭，同时被请到的客人还有英若诚和杨宪益夫妇，饭菜是由一个厨艺精湛的京剧演员先在家里做好后带来的。杨宪益的酒量很好，他坐在我的旁边不断地给我倒酒，酒很烈，52度，吃完饭后我们接着喝，每次聚会都是这样。这一晚我实在是喝高了。后来杨宪益告诉我，我喝得醉醺醺的时候曾说过我看到老舍正坐在院子里一边抽烟一边抬头望着天空作诗，然后我问四周的人要不要一起过去坐在老舍的旁边陪陪他。没有人应和，我就自己一个人站了起来……我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好像从来都没有这么晕过……那之后的10个小时我完全没有记忆。据说当时我瘫坐在椅子上，完全动不得，有人把地上扫干净，几个人一起把我抬上一辆小汽车，结果我又一次感到恶心，在饭店里杨宪益和白霞十分艰难地爬楼梯把我抬到三楼。
我用了整整一个周末才恢复过来。过了几天我在戴乃迭的陪同下带着一块特意挑选的刺绣桌布和一大束鲜花去拜访胡絮青，我实在是非常不好意思!我们3个人坐在桌边，我刚要开口道歉，胡絮青开始了她的长篇大论，戴乃迭一句一句地帮着翻译，一直没让我插上话。胡絮青谈到了以前在她家里办的晚会，在晚会上大家都谈过什么，她还讲到老舍的作品《月牙》，讲到北京人艺，讲到她的私人绘画老师齐白石大师等等。每次她刚停顿下来，我准备开口向她道歉时，她就又开始说一个新的话题，结果我只好一直坐在那里听，完全没有插话的机会。她是故意这样的吗?总之她一口气说了至少三刻钟后终于给了我一个说话的机会。听完我的道歉后她的反应既没有微笑，也没有挥挥手说没关系，而是接着她刚才的话题继续回忆过去的聚会，讲老舍还在世的时候都有谁来过这里做客，不仅有艺术家还有科学家和政治家，都有谁曾坐在同一张桌边聊天，她还说曹禺每次想站起来告辞的时候，总是有人马上给他满上酒，这样他就走不成了。听着她的回忆我越来越觉得自豪，因为我现在也成了这个令人佩服的圈子里的一员。最后胡絮青对我说：“如果客人在我们这里过得高兴，像在家里一样轻松愉快，我们也很开心!”啊，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她不愿意听我道歉，她真是很懂得给客人面子，让客人感到宾至如归。我不再感到歉疚了。
(摘自《穿越界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