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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特别在亚洲，德国与日本的国际形象已有天壤之别：一个是浪子回头，一个是顽固不化。
眼下，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之际，亚洲国家反对日本“入常”的呼声高涨，反对的主要理由是日本没有彻底反省其侵略历史。每当人们说起日本右翼势力回避、掩盖甚至篡改本国侵略历史的时候，几乎都要提及与日本似乎有相同历史，却能彻底反省的德国。在国际上，特别在亚洲，德国与日本的国际形象已有天壤之别：一个是浪子回头，一个是顽固不化。它们“入常”的要求在其周边国家产生的反响也因此截然相反。在欧洲，德国的绝大多数邻国都表示欢迎，而在亚洲，日本的愿望则遭到普遍拒绝。感慨之余，人们不禁要问，二战后德国为什么会忏悔，而日本却不会呢？笔者认为，德国之所以与日本不同，能与纳粹历史一刀两断，有以下几个客观的历史、地理、政治与文化原因。
德国是第二次战败
与日本不同，德国二战战败的的确确是德国现代史上的“第二次”战败。表面上看，日本与德国都是二战的罪魁祸首与战败国。但是，此“二战”非彼“二战”。从１９１４年到１９４５年，德国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并以失败告终。１９１８年德国一战战败后，德国右翼势力极为不服，宣称德军的失败是后方的革命造成的。对《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处罚，德国人感到非常愤慨。一战后的德国人只知道自己受到了的不公正待遇，却看不到自己的战争责任与给邻国带来的灾难。举国上下一致要求推翻《凡尔赛和约》，有争议的只是手段与途径问题。１９３３年希特勒上台后，便马上准备一场复仇与扩张战争。二战初期的战果，使得德国民众为之陶醉疯狂。但“好景”不长，德语毕业论文，他们最终得到的是比一战更惨的败局。历史悠久的德国军国主义、民族主义传统与帝国主义的梦想彻底地破产了。如果说，一战以后还有众多的德国人不服的话，那么二战以后，德国人可以说是真正地服输了。除了极少数新老纳粹分子以外，没有人能够否认纳粹德国的战争责任与滔天罪行。
而关于日本来说，自甲午战争以来，对外战争一直是节节胜利。一战期间，日本属于协约国集团，战争结束时是战胜国。１９４５年的战败，是日本５０年来的第一次大战败。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态度与一战后德国右翼势力甚为相似。他们不能接受本国的战败，不能正视本国的战争责任与罪恶，只感到自己受到了无尽的伤害与不公。不过平心而论，一战后德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要比二战后日本民众高得多，其右翼势力比当今日本的右翼势力还要强得多，毕竟日本受到了现代战争（包括原子弹）的沉重打击、美军的占领，而且没有得到《凡尔赛和约》式的不公惩罚。
德国是被受害国包围的内陆国家
德国是一个中欧内陆国家。希特勒的复仇与扩张战争几乎殃及了所有周边国家。二战后，德国处于受害国的包围之中。德国要与它们改善关系，都必须以澄清历史问题为前提。换句话说，德国人要么不出门，一出国门就必须面临历史问题。不过，冷战的开始与东西德的分裂，先是大大减轻了德国人的历史负担。东德认为自己继承了德国共产党的反法西斯主义传统，因此与纳粹德国的罪恶毫无关系。在此思想意识前提下，东德与苏联与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而西德则自视为历史德国的法学继承人，甘愿承担纳粹德国的历史负担。但是，在５０与６０年代，西德与其他西方国家没有因为历史问题而产生重大矛盾。关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战胜国家来说，德语论文范文，更为重要的是培植与团结西德，一起对付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的掩护下，西德的右翼势力得以安宁地度过５０与６０年代。但是，当７０年代初期西德勃兰特政府开始推行“东方政策”，希望与东欧国家建立和睦友好关系的时候，向东欧国家承认纳粹德国的历史罪责，特别是向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认罪就不可避免了。二战后的联邦德国，不管冷战时期的西德还是１９９０年以后的统一德国，一直处于周边国家以及北美国家舆论的监督之下，所以德国政治家与德国政府在历史问题上一直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
二战后的日本与冷战时期的西德有许多相似之处。朝鲜战争与随后东亚的冷战局面使日本在５０与６０年代躲过了理应向东亚国家特别是向中国人民认罪的最关键时期；７０年代初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也多次就其侵略历史作出道歉的表态。但作为一个岛国，日本社会有着与生俱来的自闭性，政治家与政府的举动更多的是面对本国社会舆论。他们在处理历史问题上，不会像德国政治家与政府那样，充分考虑到周边国家的反应。另外，在一定程度上，冷战目前在东亚还在继续，覆盖日本的东亚公共舆论也还处在形成阶段。
德国的民主改革更为深刻
严格地讲，西德对纳粹历史的彻底反思，开始于上世纪６０年代中后期。在此以前，西德一直由阿登纳领导的基督联盟主持政府，政治上相当保守，对纳粹历史睁一眼闭一眼。其历史态度与今天的日本颇为相似。从６０年代中期开始，西德与西方其他国家一样，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学生运动的矛头直指德国纳粹历史及其在西德的残余势力。从此以后，联邦德国的政治空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清算纳粹历史的进程在一步步深入。在学生运动的支持下，以勃兰特为首的社会民主党联合自由民主党于１９６９年上台执政。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７日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的一幕，成为战后德国人彻底忏悔纳粹历史的最经典象征。实际上，联邦德国对待纳粹历史的态度还有不少的反复。但勃兰特“一跪泯恩仇”。世界人民对德国人从此刮目相看。勃兰特曾经是一位反法西斯战士。所以，对他来说，以德国总理的身份就纳粹历史表示忏悔与谢罪并不难，而记者出身的他，又十分敏锐地选择了下跪这一举世瞩目的象征性行为。
可以设想，如果有一位日本首相能够像勃兰特那样，譬如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作出下跪谢罪的举措，那么他的行动会在东亚，特别是中国人民心中引起更为强烈的震撼。但是，日本与德国相比，一边是向受害者纪念碑下跪，一边是参拜加害者灵位，差距实在太大。或许小泉可以说他参拜靖国神社的意图没有有些人解释的那样恶劣，但是他没有像勃兰特那样敏锐地意识到，与语言表达不一样，象征性行为的作用更为强烈，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解释权不在行为人的嘴上，而在观察者的脑中。那么，战后的日本为什么出现不了勃兰特那样的杰出人物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日本社会，由于历史与文化的不同，在政治文化方面还没有出现联邦德国那样深刻的民主化进程。在联邦德国，自１９４９年起，执政党已经出现了多次的更替，曾是反法西斯战士的勃兰特能够出任总理，而６０年代学生运动骨干菲舍尔能够出任外长。而在日本，几十年以来主要执政党没有发生更换，右翼势力仍然在左右着政府的决策与行为。
宗教文化的作用是次要的
有论者认为，德国能够忏悔自己的侵略历史，是因为其德国人信奉的基督教的原罪理论能够使他们认罪；而日本的“羞耻”理念却使他们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责。笔者不完全否定这种解释，但认为这种观点的解释力是有限的。因为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德国在一战后不能忏悔自己的战争罪责，更不能解释欧美国家几百年以来连续不断的内战与对外侵略战争。应该说，历史、地理、政治与社会方面的因素的作用更为重要。
日本仍有希望彻底反省
当然，这并不是说，日本永远不可能像德国那样彻底忏悔历史，或者只有在经历了再一次战败以后才能做到。汲取历史的教训，就在于力求避免前人与他国所走过的弯路。至于日本地理上的特殊性，随着现代传媒的迅猛发展，一个包围日本的东亚舆论正在形成，日本的孤岛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相信，历史养成的日本孤岛民族性格也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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