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是单世联先生的一本煌煌巨著，上下三卷，一百多万字。全书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整，均为近年来对于中国现代性探索中少有的上乘之作。所谓上乘，并非仅仅指史料的丰富、论述的有力，而更在作者的问题意识非常切中时代的要求，诚如黑格尔所言，其论说显示出一种把时代把握在思想中的能力。 “启蒙”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人们一种新的历史发展观，告诉人们人是群居动物，只有生活在国家中才得安全，才有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单世联在书中告诉我们，“简单地说，以‘理性’为基础的普遍人性论和历史进步论是启蒙主义的基本信条，它相信教育，推崇宽容，倡导种族和社会平等，主张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把人民从恐怖、蒙昧、狂热盲目及其他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其政治实践就是现代自由民主体制”（第11页）。说得很好。康德与黑格尔会各自提出自己的补充：康德所要强调的启蒙就是个人要从自己给自己造成的“被监护的状态”中走出，大胆应用自己的理性；黑格尔则告诉我们启蒙的敌人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群众的愚昧，不知道自由对自己有多么重要；第二是教士阶层的欺骗，告诉人们他们会替大家安排好一切；第三就是专制国家的祸害，因为免除恐惧、蒙昧、狂热、盲目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危及专制的统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发现纠缠着我们与德意志文化不同的，大约可以说集中在这样两个问题上：第一，无论对我们中国还是对德国，启蒙运动的三大主题都集中在个人自由（在中国有时被说成为个性解放）、民族独立和国家强盛上。当年日本在明治维新时面临的问题其实也与我们、与德国一样。在樱雪丸所著的《日本明治维新》（凤凰出版社2017年9月版）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描述：明治五年（1872年），很多中国人去日本学维新，结果发现日本所干的事大清基本上都干了，而且江南制造局和安庆军械所都比日本大得多，我们也制铁、也请洋教练，但为什么日本能在短时间里发展为世界强国，不但在海上将大清打败，而且会随着八国联军一起攻入北京？结论是“中国民智未开”。于是张伯苓和严修就开始办学，鲁迅和郭沫若就弃医从文，企图唤醒民智。什么是“民智”？福泽渝吉在《西洋事情》一书里列出了六条，第一条就是“关于自由的尊重”，德语毕业论文，他的解释是“自由就是人在不妨碍他人自由的前提下拥有自主追求自己设定目标的权利”（该书第206页）。这一对自由的解释说是来自英美可以，说是来自德国，比如来自康德也可以，在这至关重要的一点上，英美法与德国并无差别，而且德国哲学家更喜欢、也更善于讲自由（这从莱布尼茨一开始就提出来的“单子论”中就可以看出）；差别只在于英美法讲个人的行为自由，德国人则把个人自由落实为总体上的精神自由。而精神，则是一种起着划界（与物不同）影响的自我同一。 第二个纠结着我们的问题与历史（文化）的断裂与再造有关。 启蒙既然告诉了我们一个新的历史观，那它就意味着与过去的决裂；只有决裂才能重新开始[所以德国哲学家与英法不同，特别关注于打好地基（康德）与确立起点（黑格尔）的问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通向一个美好的未来。对德国来说，这种决裂比较单纯，就是针对罗马帝国、天主教教廷、两次世界大战所要反对的“西方世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与对圣经的翻译已经使新教与德语自成一家，在历史与文化（特别是宗教）上完全无须仰仗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德意志文化从起源、语言、习俗上更愿意把自己的‘文化’追索到古希腊的城邦文化，这实际上也是对广义的西方文化的另一种认同感）；但对中国来说问题却要复杂得多，比如是“兴汉灭满”还是“扶清灭洋”？是民族（种族？）自立还是天下一统？是发展宗族、家族、秘密会党的社会力量、扶持民间宗教，还是完善国家权力？是“华夷之辨”重要还是废除皇权至上重要？就是“华夷之辨”，谁到底是我们心目中的“夷狄”？应该决裂的对象在哪里？传统文化与儒家学说是要不得了，那么拿什么来填充？在“安内攘外”之争中，日本明治维新时一下子就统一了观念：“不应该把外国人和西洋技术给攘出去，而是应该主动学习，以此发展壮大日本自己的国力，等到自己真正强大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攘外’。”（《日本明治维新》第187页）后起或后发展的现代国家，比如德日，都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再造”中均未发生国内革命。1868-1873年的明治维新和1807-1815年的普鲁士改革对我们最有启发性的问题应该是：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危机为什么没有导致原生性的社会革命（这也是一个曾让马克思很想搞明白的问题），而是通过专制政府顺利地完成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与之相反的就是法国、俄国和中国。这正是[美]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探讨》一书中所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也许一个比较切近现实的回答就是：或者在内战中把现代性聚集起来的力量消耗殆尽，或者，就是把这种力量投向外部世界，于是有了可怕的扩张主义和侵略战争。 就此而论，我们既没有像德国学习也没有像日本学习，这不知是世界之幸还是中国之幸。但一切从头开始，“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一点还是深深吸引了我们，我们也似乎就总在重新开始之中。 第三个问题就是作者有意避开了德国形而上学（也许我们说顺了嘴的哲学，在德国哲学那里就应该理解为形而上学，即对于纯粹的、最高的或作为存在物总体的存在之学）与文化特征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探讨德国的，一般来说就指的是探讨德国哲学，而德国又确实是一个“哲学的民族”。对我们这些探讨西方哲学的人来说，所谓的大陆唯理论与英国经验论之争，大陆唯理论其实主要指的就是德国哲学，法国哲学由笛卡尔为德国哲学开了一个头之后，到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派”和卢梭，恐怕在形而上学问题上的主要特征还是“解构”而不是德国哲学的“重建”。作为一个小小的例证，我想以黑格尔在逝世前不久所写的《论英国改革法案》为文本，说明德国哲学家心目中的社会改革、历史正义与英国人之间有着多么大的不同。英国1831年的改革在英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甚至比“光荣革命”还要重要，因为正是通过这次改革，不但就此说明了任何制度都是可以改革的，而且使得辉格党在仅仅胜出一票的前提下（国王签署，改革生效），开始使中产阶级正式走上了政治舞台。改革的中心议题就是废除“光荣革命”后所延续下来的一些贵族特权。 “废除”当然并不彻底，但“不彻底”正是英国改革进程中的一大特点。黑格尔关心的并不在改革是否彻底，而在理论本身是否彻底。他说，英国人一直以自己的自由为傲，因为这些自由都是受法学保护的，即所谓的“实定的法权准则”。但所有特殊的权利、自由，包括特权，都是自大宪章、权利法案以来用强力从国王那里逼取来的“特许、或恩赐品、协定之类的东西，而国家法权仍停于其起源中的私人法权形式，从而也就没有离开其偶然的内容”。他心目中的“法”，或者是把一个普遍法则贯穿于各种特殊法权的错综复杂的情况之中，或把各种具体的和特殊的情况可以归结为某种单纯规定。总之，“要使自在自为地存在的正义感成为自己立法活动的指南”（《黑格尔政治作品选》第233-234页，德语毕业论文，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德国人要的就是那种“自在自为的”东西，那种能贯穿始终、首尾一致的逻辑的统一；体现在共同体（比如国家）中，就不能如“契约论”那样把共同体看成是个人的利益、任性或意见的一致，而要有内在的凝聚力、有机性，就如家庭中的亲情、市民社会中的工团一样。这当然有些理想化的色彩，问题在于德国人就是能提出一套“逻辑学”的论证方式；这种理论上的彻底在现实生活中会不会可怕为“左”（教条主义）的灾难？尽管康德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的最后一篇文章讨论的就是《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就是想回答他人对德国人思维方式的质疑，但我们毕竟有着我们自身的经验体会，也许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例。 理论的一贯性、彻底性与教条主义（“左”）的迷雾对我们这个很讲实用性（理论本身的彻底与一贯也可以实用化、审美化）的民族来说到底是如何互为因果的，这也一直是我试图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一条思路。 德国人的这种文化传统与他们的语言息息相关（这一点特别体现在他们的形而上学思辨上），也与宗教问题有关；而在这两个向度上，单世联的这本书却显得有些单薄。 德语自身的特征留给专家们去讨论。就宗教问题而言，一个是犹太人问题，一个是基督教问题；而它们又与世俗国家、与如何看待财富、如何理解信仰息息相关。 有了纳粹的种族屠杀，我们就很可能忽略了犹太人本身就早已构成为德意志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英国思想家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有一段名言，说的就是纳粹要屠杀犹太人，并不是因为犹太人与他们不同或格格不入，恰恰相反，是因为犹太人早就“社会化”或“自我社会化”为“德意志人”了，以致在文化（首先是宗教信仰）上，在外在视觉上很难将他们与正宗的日耳曼人区分开来。而犹太人的实用精神至少在当时又有一种很可怕的“现代反社会的因素”（参见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6-447页）。 至于基督教在德意志文化中的决定性影响就完全不用多说了，任何一个对此问题有兴趣的人都会说出许许多多的见解，从D.F斯特劳斯的《耶稣传》到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此案与彼岸、人性与神性、世俗与超越之间的矛盾与张力就一直支配着德意志文化的进展；信仰的力量以及德意志文化中的信仰与我们百多年来的寻求与丧失将会是一个更为有趣的话题。 最后，引用《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中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文章：“因此，‘普鲁士道路’的特点是经济上的现代与政治上的反动。在普鲁士容克的主导下，专制政治、军国主义、传统道德等在德意志帝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支配地位。晚近的探讨日益表明，德国19世纪后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与英法等国相比，较以往所认为的要相似得多。问题在于，德国现代化是在强大的、干预性的国家权力结构中完成的。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是立宪君主制，但其重点是‘君主制’而非‘立宪’，即在‘立宪’表象下延续着旧的专制主义”；“德意志帝国时期有效的工业资本主义与前现代的政治结构、统治秩序及生活方式的结合，其内在矛盾导致了对内专制和对外侵略。总之，左右两翼均承认德意志的‘特殊道路’，区别只在于：前者认为这是反动，后者认为这是优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