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是如何被选拔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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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德国资深校长米尔克先生，以及旅德教育学者俞可，一起讨论德国的基础教育。
我们尝试以一名德国校长的职业履历和教育观为载体，去观察那个基础教育水平超越很多东西方国家的国度，他们的教育在发生一些什么，内部结构是怎样的，这些是如何实现的，对我们的启示又在哪里？
首先，我想请米尔克先生回顾一下您个人的校长经历。
米尔克：在师范学校，我的主修专业为罗曼语系与体育，毕业后，我应聘到德国一所文科中学，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之后我转任一所完全中学，从底层做起，学科教师、教研组组长、教务长，直至校长岗位。
俞可：德国传统的中学呈三叉型结构，即由文科中学、实科中学、主科中学构成。如果与我国的中学体系相比较，德国这三类中学分别是向本科院校、专科院校和职业学校输送人才。可以说，德国的文科中学相当于我国的重点中学。针对这三类中学，德国存在三套不同的师范教育模式。以文科中学为导向的师范生必须要修两门主专业。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次百年来最为深刻的教育改革在德国爆发。此次改革彻底打破整个德国固有的教育体系。具体到中学体系，三叉型结构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一种类型，即完全中学。米尔克会长就是在这个转型期由文科中学调入完全中学的。
李斌：完全中学与文科中学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俞可：这其实涉及小升初制度。德国小学的学制仅4年，毕业时，学生通过班主任推荐，辅之以日常的表现与平时的测验成绩进入三种不同类型的中学，其中，家庭背景占有绝对性比重。
孩子们在10岁时便被强制分流，这是德国教育最大的问题。于是，那次改革推出来一类崭新的学校--完全中学。在完全中学，学生可以先入校，然后根据表现，在进入高中阶段时决定最后是获取文科中学、实科中学还是主科中学的文凭。
米尔克：其实就是把分流从4年级推延至9年级，这便能给予未成年人更多展现其潜力的机会。
李斌：您是怎样走上校长岗位的？
米尔克：在前一所完全中学，我经历了各种岗位，积累了很多管理中学的经验，并对完全中学的认识更为深入与透彻。1984年，州政府委托我筹建另一所完全学校。整所学校的兴建和筹办全由我一个人来承担。从1984年到2017年退休，我一直都是以校长的身份待在这所由我自己一手打造的学校里。我认 为，校长是天底下最美好的职业。这个职业不仅能让我和自己的同事一起工作，还能和青少年一起交流。德国政府给校长的自主空间很大，委托你领导一所学校，你便可以在这所学校里贯彻自己的办学理念，实现自己的教育愿景。校长有责任给每个学生创造适合 他自身发展的机会。
李斌：就您自身经历，我还想追问一下，您是怎么被选拔出来的？成为一名校长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资质？
米尔克：首先是在专业上要具备必要的资质，即师范生出身，再就是必须拥有负责全校教务工作的经验（出任教务长或分管教学的副校长），还必须拥有管理高中阶段的经验。德国中学的学制其实很长，从五年级开始到十三年级结束，一共八年包括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若要担任完全中学校长，必须担任过高中阶段的负责人。只有符合上述条件，遇到适当的机会便可毛遂自荐。
在遴选校长的时候，地方教育局、州文教部，还有基层政府会组成一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会负责审查并推荐几个最佳人选，由州文教部正式发布。然后，由提供岗位的学校召集一个遴选委员会。遴选委员会由与学校最直接相关的各方人士组成，比如家长、老师、学校领导，还有该校所在的社区代表。整个程序充分展现多方民主。近些年来，在社会各方的要求下，校长遴选程序的自述阶段，还增加了校长对办学理念与教育愿景的陈述。
分类教学可能吗？
李斌：您能否详细谈谈您的办学理念与教育愿景？
米尔克：我的办学理想，现在与当初保持一致，是我终生奋斗的目标。
第一点是尽可能消除学生之间的不平等。不平等不仅是因为学生成绩上的异同，家庭背景也不一样，有的是工人家庭，有的是商人家庭，有的是知识分子家庭，有的是官员家庭等等。所以，校长要给他们创造一个公平的教育环境。这就是包容，全纳的理念。
第二，让学校生活化。德国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才出现了完全中学。三叉型结构的中学是半天制，完全中学则是全日制。从半天变成全天，表面上是延长了在校时间，本质上是改革课程结构。但是，不能仅仅增加点文化课就完了，还要丰富校园生活。作为校长要考虑如何让学校变成一个生活的世界，而不仅仅是学习的场所。
第三个设想是改革教学模式。因为那时德国普遍采用的是面对面、填鸭式的教学。我想让课堂更有自主性，学生更具备自主学习能力，能够展开合作，即小组学习。整个教学模式的改变对教师提出一个根本性挑战，尤其是当教师面对学生的异同性时。比如布置作业需要分类，给成绩优异的学生与成绩欠佳的学生不能布置同样的作业。德国以前一直有一种消极文化：什么东西我不能做。现在要改变，就是教师要相信自己的学生能做什么，针对他能做什么再给予指导，使他怀着积极的心态做力所能及之事。德国学校要为二十一世纪培养人才，这既需要发现创新型人才的天赋，也需要挖掘被学校教育体制所淘汰的青少年的潜质。这两方面要求共同呼唤教育理念与教学模式的变革。
李斌：这和中国学校当下所面对的课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我很好奇的是，您当时最终实现了对学生的分类教学吗？是用什么方式来实现的？
米尔克：这是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德国以前的课堂是老师台上照本宣科，学生台下死记硬背。现在采用的是主题教学模式。比如主题为中国，老师先展开一段开场白，然后问学生对中国的哪一块内容感兴趣，有的回答农业，有的回答经济。两三个对相同的内容感兴趣的同学结成一个小组，自己去收集资料，在网站上、资料室或博物馆都行。老师不像一个布道者，而是一个主持人。这样可以针对每一位学生的个性、爱好、兴趣进行授课。
改革初期，老师抱怨工作量加大，以前只要照本宣科，现在则必须精心设计教学环节与内容，然后把任务布置下去。同时，教师要面对更大风险，因为他根本无法事先知道学生会找来什么样的资料，要是对学生找回的资料生疏甚或无知，教师的形象便会折损。所以，老师要充分掌握教学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掌控教学局面。而且，老师还得非常了解每一位学生。有些学生自我认识不足，执意设计一个与其现有能力不匹配的课题，这时，教师的指导就显得尤为重要。教师应该纠正他，告诉他适合于选哪个题目以及与哪些同学合作。
这种教学模式要求老师在前期做大量工作，不过后期的工作量大为减少，因为一旦把学生领到轨道上，他们自己就会沿着轨道前行。这样的学习就是自主式学习。在改变教学模式方面，完全中学走在前列，但为了让教师逐个逐步接受，过程艰难而漫长。在我所领导的学校，改革成效较为显著，引来了很多兄弟学校前来学习与交流。
俞可：完全中学之所以敢于做出尝试，还是由其生源的多样性决定的。文科中学，类似于我国的重点中学，其学生经过严格筛选，较为单一。而完全中学的生源多种多样，挖掘与开发学生的自主性是提升教学有效性的一项较为便利的举措。在个性化的时代，这一举措无疑与时俱进。传统的教学模式重在筛选功能，而淡化了育人功能。
米尔克：刚才讲的是主题式教学，还有一种是跨学科式教学。比如围绕一场莎士比亚戏剧，既是艺术课程、文学课程也是英语课程。学生可以按照各自的兴趣，选择期待承担的那部分工作。并非上台出演角色而且是主角才算成功，只要符合个人的兴趣即可。有人喜欢表演，可以扮演角色；有人统筹能力较强，可以承担剧务工作；有人数学好，可以管理预算；有人喜欢美术，可以从事布景或化妆等。只要找到自己的兴趣，就不会产生失败者。
天然小班制
李斌：这样改革直观一想，就可以看见它的门槛：会不会增加办学成本？班级会不会变小？教师的配置会不会增加？对校长的要求会不会更高？在中国进行类似的改革，最大的难度已经不是政策是否允许，而是教师没有意愿。
米尔克：对于教师工作量，我刚才已提到，可以说是先苦后甜吧。但是，就如你所说，关于教师，教学改革不是工作量增加还是减少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意愿，如果个人心甘情愿，便不存在工作量大或小的问题。
至于校长的工作量，近几年来增加了较大的幅度，但这和教学改革关系不是很大。
就班级规模而言，变化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我校以前平均每班30人，现在28人，主因是德国普遍的出生率降低。30人的班级，教学改革比较容易推进。再说，大班在德国也不常见，我本人教过的班级，最大的是32个人。但是从教育财政角度来看，班级人数减少，班级与教师数量都会增加，成本自然上扬。现在，欧洲正遭遇经济危机，所以，在班级规模上不会出现什么变革。
俞可：由此可见，教学改革在中国的瓶颈还包括班级规模。人们常常抱怨中国基础教育缺钱，据我所知，资金短缺投入不足虽然是普遍现象，但在个别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教育真的不差钱。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资金投入的重点。我国教育的投入重在硬件，导致硬件上重复建设，浪费惊人，忽视的却是软件，即在教师队伍筛选与提升方面的投入。
学校自主运动
李斌：从什么时候开始，德国要求校长对学校有自己的办学理念与教育愿景呢？
米尔克：在我的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段时间，德国经历了一次学校自主运动。以前做校长就是对政府的指令按部就班，校长根本不需要有什么想法。运动展开后，校长就有权力或有责任把自己的学校建成一所与众不同的学校，突出学校的独特性以及学校管理的自主性。最重要的一方面是，校长有权自由分配政府拨款，不同于以前的专款专用。以前是由教育局选定新教师人选并硬塞给学校，现在，校长可以根据学校自身的特色来聘任教师……这些方法都能激励校长投入更大的热情。
当然，学校自主运动并不意味着校长独裁，而需依赖一个学校领导团队，我校就形成了包括正校长、副校长以及教务长、总务长在内的6人学校领导团队。我校有1200余名学生，100多位教师，德语论文网站，40个班级。在德国，这算大型学校。同时，学校自主更需要教师自主教学以及学生自主学习。
我眼中的好学校标准
李斌：您作为校长，日常工作和职责是什么呢？
米尔克：按照规定，校长在校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6点。作为校长，未必需要承担教学任务。具体情况要看学校大小，学校越大，校长承担的教学任务越少，甚至根本不需要承担，但小学校长必须承担全额教学工作量。我做校长的时候，每周兼5课时的教学任务。校长要承担大量的沟通交流工作，要跟部门负责人交谈，要跟教研组交谈，还要和家长、社区保持沟通。而且，校长根本无法预料，学校会突然在哪个时间会有哪个学生发生哪些事情。校长的工作最富有弹性，因为突发事件实在太多了，所以就要求校长必须讲究“工作经济学”，即合理与有效地安排时间。在德国，很多校长都做得心力交瘁，最后不得不提早退出，就是因为没有合理与有效安排时间的缘故。
领导一所好学校，并非难事，难的是把一所差的学校改变成一所好的学校。这是对一个校长最大的考验。好学校不仅仅指成绩好，分数高，或在各类排行榜中处于前列，它还有另外一种定义。
比如柏林的一个城区外国移民比例极高，社会问题丛生，类似于美国大城市的黑人区。在这个问题重重的城区，有一所学校，八成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具有移民背景，但是该学校氛围良好，学生能和睦相处。这所学校能把这么多不同语言、文化、种族、背景的学生融合在一起，在我眼中就是一所好学校。尽管这所学校在各类统测中表现欠佳，不过能做到将学生的多样性相融合，便是莫大的成功。或许在这个学校附近的富人区有一所学校，该校学生因为家庭背景与母语环境好而成绩出众，但在我眼中，这不一定是一所好学校。联邦总统专门设立德意志学校奖，每年颁发，得主也不是成绩最好而是改革最成功的学校。
俞可：首届PISA结果2001年公布之后，德国整个教育界引发了一场地震。结果略论表明，德国义务教育的失误在于对移民家庭学生的忽视。德国社会民主党教育政策首席顾问科雷姆教授私下跟我说，若排除所有移民家庭学生参与PISA，德国很可能会领跑PISA排行榜。当然， PISA本身在德国学术界争议极大，其结果也不是衡量办学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但PISA迫使德国教育界把重心转向移民家庭学生，强调融合，强调多元，这个价值取向是与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相辅相成的。
李斌：教育的理想总是让每个孩子都能得到恰如其分的教育、得到合适的提升。那么米尔克先生应该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经验？
米尔克：就像刚才说的德国特有的小升初模式。如果知识分子、医生、律师的孩子没有被推荐到文科中学，老师会受到巨大的社会压力，这是一种特殊现象。每年，德国同一年龄层的学生中有40%要接受高等教育。这里面的20%～25%的学生在小升初的时候本来没有获得推荐进入文科中学，因为班主任根本不看好他们，但这些学生中一部分最终以自己的实力跨进大学校门。在我校，这个比率可以高达50%。这就能够证明，在被淘汰的学生身上，有很多天资没有被挖掘。我在从事教育的整个生涯中，尤其在做校长期间，始终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即让所有学生的潜质得到挖掘。尽管学生家庭教育的不足所造成的问题难以完全修复，但学校通过为每位学生提供个性化发展的平台可以最大限度地弥补这一缺失，这叫作补偿性教育。要是没有补偿性教育，这些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将永远处于社会底层，始终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俞可：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德国教育体系的筛选功能固然屡遭诟病，却为职业教育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这些10岁时就被注定只能成为蓝领的孩子成为职业教育可靠的生源，并在接受职业教育期间爆发巨大的潜能。这就是德国职业教育享誉全球的原因。
对于校长任期的比较
李斌：算起来，您在自己创办的学校担任了连续24年的校长，为什么可以担任这么长时间？德国校长的任期又是怎样？
米尔克：在德国，只要校长干得舒心并且成功，还能获得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教师、学生、家长，以及社会的普遍认可，在精力与体力允许的前提下，校长可以一直干到退休。
李斌：在中国，据我们所知，校长普遍的任期制是三年或四年一届，顶多两到三届。所以很多校长在一所学校干满10年，都已经是很难得了。
米尔克：对于中国的校长任期，我不好做评判，但我认为，校长这个职业一定要有连续性。因为学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要改变需要时间，三四年太短，难以改变一所学校，更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念。在德国，校长干到一定时候，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就会来问，是不是愿意转到机关。有些校长愿意。不过，我不喜欢整天坐在办公室发号施令，我喜欢和教师、年轻人保持交流与沟通，喜欢在自己的学校里实现自己的办学理念。所以我一直做到退休，没有进入机关。我视校长这个职业如生命。
李斌：在这样长的任期里，德国有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可以保证校长的知识结构获得不断更新？
米尔克：这个机制一共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政府组织的培训。一旦新的政策、法规、指令、制度出台，德语毕业论文，政府便对校长展开强制性的培训。第二层面就是专业的校长培训机构，比如德意志教育领导学院。该学院推出的一系列培训项目对校长十分有吸引力，但均为自费，学校不能报销。第三个层面是民间自助式培训，主要由校长组织或教育工会来承担。这些专业社团常常会根据自身需要组织一些培训项目，或通过内部刊物传递一些信息和经验。社团里每次年会更是研讨与交流经验的平台，校长们也可以视这为一种培训。
李斌：您刚才说，校长是一种最美好的职业，由此看出您做校长感到很幸福。您是怎么保持这样的幸福感呢？
米尔克：如果干一件自己喜欢干的事，或是实现自己的某一个理想或愿景，或贯彻自己的理念，就不会认为这是一种压力，反而会产生一种幸福感。工作一定要有具体的目标，最好背后有理想与愿景的支撑。有愿景的话，压力便为无稽之谈。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教育
李斌：您作为国际中小学校长联盟理事会理事，对中国学校的印象是怎样的呢？
米尔克：以前在担任校长期间，与中国的两所学校缔结为姊妹学校，有互换项目。我记得姊妹学校有位物理老师把物理课上得相当精彩，在德国也很少见。但这种精彩还是老师个人的精彩，我想这是最大问题。2017年我在苏州的一所学校观摩一堂英语课，看到教学模式开始发生变化，教师把任务布置下去，学生自主学习，之后汇报各自学习成果。
在中国，不仅是老师学生和家长，整个社会都对教育产生了不满情绪。这些不满情绪倒是推动学校慢慢改变。教育探讨，中国走在前沿，不过，理论旧理论，并没有化为实践、落实到实践上。
当然，欧洲学生也需要向中国学生学习，比如说遵守纪律、勤奋刻苦。中国学生需要的是创造力，没有创造力，中国进一步发展就会受到威胁甚至遏制。除此之外，中国学生需要的还有想象力和跨文化交往能力。中国学生的书写能力不差，但听说能力不行。当然，中国学生缺乏的还有批判性思维。这些都要通过教学模式的改变来获取。
俞可：创造力、想象力、跨文化交往能力、批判性思维被视作面向未来的核心胜任力，却在中国应试教育体制下遭遇不同程度的摧残。去年，就在中国首次PISA结果公布后不久，我在中欧两地多篇文章，其中指出上海学子PISA夺冠所付出的昂贵代价。这代价就是上述核心胜任力被压制。
米尔克：比如说对外语的掌握，哪怕测试成绩再好，如果仍然无法与外国人坐在咖啡馆畅谈，一切测试以及所获取的成绩皆为枉然。当然，中国教育的成就不可抹掉，尤其是中国可以保证每个人都有学可上，这方面中国政府舍得投下巨资。我考察过世界各国学校，在地球的不少角落，人人都有机会接受教育还是一种奢侈品，比如在印度。就算是在被公认为发达地区的欧洲，义务教育也无法百分之百实现。中国有近百万名校长，对这些校长展开选拔、任命、考核、培训，是一项浩大工程。我可以说，欧洲的很多国家都难以做到。总之，我在此并不是简单地评判中国教育，只是从趋势来判断，世界各国校长都怀有变革的愿望，也正在转变办学理念，希望学校让每个学生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质，获得合适的教育。
李斌：您的一席之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比如您创办的完全中学、您的办学理念，从填鸭式的学习到分组学习、从学习型的校园到生活化的校园、从统一教学到分类教学，学校自主运动等等。这是德国教育走过的历程，米尔克先生您也亲身参与了。中国的很多学校目前也在尝试着走这条路。那么，您能不能总结一下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米尔克：中国校长的确在做这样的尝试，去年贵刊主办的“当代教育家沙龙”年会上我也听到了这种声音。我认为，应该注意三点。第一是个性，改革路径与校长的个性密切相关，包括校长的能力、意志、情感。校长不仅要拥有掌控力与执行力，还需要激励学校全体成员的团队精神。第二个是认知，作为校长需要了解其他地方的办学成果与教学经验。在两德统一之前，我校的一所友好学校在德累斯顿。去该校参观时，那位校长才从我嘴里知道教室的课桌排列并不限于排排坐，而是可以另外组合，显然，该校校长两耳不闻窗外事。第三是支持，一个校长要实现自己的办学理念，必须要获得学校成员、学生、家长的广泛支持。
编辑 李丰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