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靖国神社问题，安倍说：“且不论长眠在这里的人自身曾经抱有怎样的理念，大家来参拜时都是怀着一个更高层次的认识，也就是纪念那些为了国家而战斗、战死的勇士们。这与军国主义的复活毫无关系，可惜中国和韩国方面对此存在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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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社会的公共言论导向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安倍的发言不光代表他个人和自民党的历史观，更反映了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对战犯的颂扬。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在日本郊外和乡间的任何一处墓地，曾效力于陆海军的逝者的墓碑都区别于寻常人家，通常比普通高出两三倍，呈方尖碑状，上书逝者曾在军队中的职务。这些高高耸立的墓碑，构成了一种对“大东亚战争”的颂扬。
其实，安倍是否参拜靖国神社已成了一个次要问题，因为日本的每一处墓地都是一个微型的靖国神社，在教科书之外的广阔空间里，日本塑造着人们对战争、对战犯、对过去和现在、对自我和他者的认识。
从美国回来之后，日本的学生普遍对广岛问题很感兴趣，美国人怎么看广岛的原子弹爆炸，美国人是否对此感到抱歉和遗憾等。NHK每年8月15日前后，深夜播出的战争纪录片中，长寿的老兵不停地唏嘘，町内会和妇人会的留守者则是老泪纵横—1942年的杜立德空袭太惨了，无差别地轰炸平民，那可是违反战时国际法的，云云。
如果说安倍对靖国神社参拜行为的解释，是把一国价值观放置于人类普世价值观之上的史观，那么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受害者”自我像，可以说是一种完全将日本从世界史中隔离，进入自言自语的死循环式的史观。这两种现象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自我拷问的缺位所导致的自国中心主义。
“晚了，但还不算太晚。”2017年的夏天，德语论文，一张悬赏25000欧元追捕约50名原纳粹帮凶和集中营守卫的海报出现在柏林、科隆、汉堡的大街小巷。这不是电影也不是玩笑，发起这项行动的Simon-Wiesenthal中心估计，目前仍有60名纳粹战犯活在德国，这次名为“Operation Last Chance”的行动就是为了将这些80岁以上的前战犯送上法庭。虽然有历史学家认为这项行动“没有品位”，但仅从狩猎纳粹残党的行为在德国境内可以公然实施这一点来看，已经显而易见德国与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历史认识具有本质区别：前者是开放的，后者是封闭的。
在德国的公共讨论中，对第三帝国的记忆重塑是一个重要的部分。1933到1945，是一个五千万战后仍然活在联邦德国的人们曾经支持过、抑或是抵抗过的巨大的彩色肥皂泡。当肥皂泡破裂之后，除了赔钱、认罪，割让东普鲁士、在华沙犹太区纪念碑前下跪之外，人们需要从多角度、多层面来交换第三帝国时代的经验，来搞清楚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社会基础、社会机制导致了极权主义成为支配人、蛊惑人的危险力量，从而引起人类历史上的惨剧？
这不光是一个德国的课题，也不光是上层建筑的课题，而是涉及每一个有良知的、会思考的人的形而上的课题。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曾提出，战争之罪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刑法上的犯罪、政治上的犯罪、道德上的犯罪和形而上的犯罪。战后的日本仅是部分地追究了“刑法上的犯罪”和“政治上的犯罪”，德语论文，对“道德上的犯罪”由于天皇制的残存而被暧昧化，对于”形而上的犯罪“的讨论成了丸山真男、竹内好等少数战后民主主义者们曲高和寡的独奏。随着亲历战争的一代人逐渐死去，今天的人们大都抱着“跟我没关系”的态度，这正是由于战争犯罪缺乏形而上的思考，停留于表象上你错我对的扯皮所造成的。
自省、反思，开放地讨论极权主义的起源和形式，是德国的课题、日本的课题，也是现存所有社会和个人的课题。文章开头，安倍所指摘中韩对靖国神社的参拜“缺乏正确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是一桩缺失自省、反思做基石的讨价还价，是一出绑架对方价值观的荒诞游戏。
（摘自《北京晨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