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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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坦克为代表的进攻性武器得到迅速发展,然而,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法国却忽视了坦克可能给战争形态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仍执着于上一场战争胜利的经验,认为阵地战将是下一次战争的主要作战方式,发动战争者将在坚固的阵地防御面前得不偿失。
于是,法军采取了实行短期兵役制,教育军官不得采取主动、冒险的作战方式,减少一切与敌军进行机动战和遭遇战的可能,修建马其诺防线等等方法。这种思想还作用到了坦克的设计。法军要求坦克设计不考虑机动作战的要求,而强调其防护性能,结果法国生产的坦克都极为笨拙。
胜利者最容易保守!因为他们习惯于用已知经验和一度被证明有效的思维去认识事物,指导自己的行为。
然而,法军中还有一个人并不如此,这个人就是戴高乐。
从战俘营中走出来的戴高乐最强烈的心理感受是耻辱!更为重要的是他把个人的耻辱与国家的耻辱联系在一起。这个酷爱历史学的军人,从德国与法国的历史中预感到,现在被《凡尔赛和约》锁住的德国虎,只是在暂时休整。他特别赞同法国元帅福煦对时局的评价:“这不是和平,这只不过是20年的休战期!”他知道德国迟早会复仇。为了让法国不再像普法战争那样遭受割疆裂土的失败耻辱,为了不让法国军人再成为德军战俘营的“客人”,法国必须时刻保持对德国的战略优势。
法国是一个大陆国家,缺乏天然的安全屏障,这就要求法国必须保持一支数量较大的武装力量。可是,这就需要有充足的兵源。然而,在对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人口进行调查略论后,戴高乐大吃一惊。他发现法国人口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每年出生人口83万,而到20年代后期,年出生人口仅为62万。一个世纪前,法国人口占欧洲总人口的1/6,而此时则仅占欧洲总人口的1/16。
于是,他得出结论:在军队数量上,法国无法取得对德国的优势。数量上的劣势必须以武器装备和作战样式上的优势来弥补。于是,他提出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快速的、能突击的、数量少却质量精的军队。
为了使自己的新思想立得住脚,他到处进行考察与求证。他曾专门跑到总部调查法军建设的有关情况。通过调查,戴高乐发现法军中的保守思想远远比他想象的严重。法军最高统帅部根本不愿意吸取任何对于广泛和独立使用坦克的建议。
戴高乐因此吃过几次闭门羹。法军还在执行1921年由贝当元帅主持制定的《作战条例》,这个条例明确规定:步兵是主要突击力量,在发起进攻前,由炮兵先进行射击,尔后坦克和飞机给予支援;坦克只是步兵的支援力量。
这个条例就是法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战术!
戴高乐心里非常着急,他不想再拖延自己新思想的实施,因为他认为战争迫在眉睫。这时,他已意识到,通过正常渠道让军方上层接受自己的思想简直太幼稚了,于是,他决定公开向社会自己的见解。
1933年5月10日,戴高乐在法国一本名叫《政治与议会评论》的杂志上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建立职业军》。他原本打算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军内外轰动,不料,结果却如同雪花落水无声无息。这时,他的朋友善意地劝告他,不要再这样执着,这样做费力不讨好。
戴高乐说:“不,我决不放弃,因为这是我的使命!”
朋友不以为然:“使命?使命有前程大吗?官运就是前程!你再这样下去,开罪了他们,就会连吃饭的饭桌都没有了。”
然而,戴高乐在“官运”与“使命”两者间,坚定地选定了后者。他看到,面对军内的保守派,单凭一篇文章远远不够。于是,他决定把文章进一步充实,写成一本专著。
15法郎的战役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34年3月,法国贝格热・莱夫罗尔出版企业出版了戴高乐的专著《建立职业军》。这部书篇幅不长,仅有200页,定价也仅15法郎,却从六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建立一支现代机械化部队的重要性。
他在书中略论:英国和美国由于海洋阻隔,敌人难以进攻;德国的权力中心和工业中心十分分散,不易一举摧毁;西班牙有比利牛斯山作为屏障;意大利有阿尔卑斯山的保护。而法国四周边境几乎一马平川,缺乏天然屏障的保护,尤其是首都巴黎,对任何来犯之敌都极难防守。一旦打起现代战争,法国要想御敌于国门之外,单纯依靠修筑坚固的防线肯定无济于事。唯有由专业军人组成机械化部队,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实施机动作战,积极防御,才能有效迎击来犯之敌,确保法国的安全。
为此,他主张建立一支由10万职业军人组成的机械化部队――6个机动装甲师。“这支由精兵和专业人员组成的部队,具有极大的机动能力、毁灭性火力以及以突袭方式投入任何战线的能力。”他认为这支部队将是保卫法国的一把“利剑”。
可是,尽管社会上有人评价这部书可以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相媲美,但它却仍然乏人喝彩,法军高层还是无动于衷,继续以他们原有的理念建设军队。
满脑子保守思想的当权者们认为,他们不惜巨资修筑的马其诺防线固若金汤,根本不用担心德军的机械化部队进攻。一些军界和政界要员纷纷出面批判戴高乐的“离经叛道”之论。
当时的国防部长莫兰将军在议会公开宣称:“我们已经花费了这么大的力量筑成了这样坚固的防线,难道我们竟会发疯似的越过这条防线去进行莫名其妙的冒险吗?”他甚至冲着戴高乐喊:“别了,戴高乐!只要我在,就没你的出头之日!”年近八旬的元帅贝当是戴高乐的恩师,一向器重戴高乐,但也把戴高乐的理论当成玩笑。
面对法国军政当局的冷眼和打压,戴高乐并没有放弃,他竭力游说,四处奔走呼号,然而知音难觅。
《建立职业军》在法国很少有人问津,然而在德国却引起了纳粹将军们的极大兴趣。德军参谋总部在一本名为《论机械化战争》的机密手册中,全文引用了这本书。尤其是古德里安,这个一直跟踪探讨坦克战的德国将军,得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他把戴高乐的思想与自己的主张糅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装甲师编制和坦克战术,在二战中名噪一时。
1940年5月10日,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突击阿登山区,12日抵达马斯河,13日强渡马斯河。之后,这支部队以每昼夜20至40公里的速度在法兰西的国土上驰骋。18日包围亚眠,19日到达贝隆,20日抵达英吉利海峡,把法国一分为二。面对纳粹的疯狂进攻,法国束手无策。一个月后,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强大陆军的法国被迫俯首称臣。
德军占领法国后,古德里安问一位法国记者:“我的那位伟大的法国同行最近在战术上又有些什么新发展?”这位记者竟一时呆若木鸡,不知所云,因为他压根就不知道戴高乐这个名字和他的作品。
后来有人说,德国人用15个法郎赢得一场战争,话是夸张一些,但背后的教训深刻。
“在实力面前,逻辑和感情是无足轻重的。”这是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体会最深的道理。国家的地位取决于它的实力支撑下的作为。当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强大陆军的法国被迫投降,戴高乐毅然出走英国,高举法兰西民族的抵抗火炬,在海外领导抵抗运动,凭借坚毅与无畏的精神捍卫国家的利益,进而掀过法兰西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
(摘自《马骏别解二战人物》,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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