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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用因素略论
1.人口学变量因素。本文考察的人口学变量因素包括：性别、年级、专业及宗教。经过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就性别而言，在对中国人以及中国经济的形象认知上，女性比男性认为中国人更有“智慧”（M1=2.14，M2=1.92），认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具有更高的“普及度”（M1=1.47，M2=1.38），在对中国的军事形象认知上，女性也比男性认为中国更具有“扩张野心”（M1=2.64，M2=2.38）;在对中国社会和政府的形象认知上，男性比女性认为中国社会更“发展迅速”（M1=1.84，M2=2.17），认为中国政府更“强大”（M1=1.94，M2=2.05）。
就宗教因素而言，调查对象中信仰宗教的学生195人，其中187人为基督教徒，2人信仰伊斯兰教，另外6人信仰其他宗教，因此本文在考察宗教异同时仅分为基督教徒与非基督教徒考察。基督教徒比非基督教徒认为中国人更“智慧”（M1=1.98，M2=2.21），认为中国政府更加强大（M1=1.96，M2=2.13）;而非基督教徒相比基督教徒认为中国社会发展更“迅速”（M1=2.06，M2=1.81）;在对中国军事形象以及经济形象的认知上，基督教徒与非基督教徒认知倾向于一致，异同不显著：普遍倾向于认为中国军事实力强大，呈现扩张野心;对经济产品的评价及认可度都不高。
2.人际接触。人是社会性动物，日常的人际交往以及社会接触作用个体对周遭环境的认知。本文以“是否有中国朋友”，“是否去过中国”，“是否学习过汉语”、“是否观看过中国电影”以及“是否为基督教徒”来考察德国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接触程度，并以此为自变量，以“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政府”、“中国经济”、“中国军事”五个侧面形象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略论，考察各因子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1）有中国朋友的学生对“中国人”的形象认知显著好于没有中国朋友的学生，但对中国形象的其他几个侧面的认知并无显作品用;（2）去过中国的学生对中国社会的形象认知相比未去过的学生略正面，其中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去过中国的学生比未去过的学生更倾向于认可中国社会富有;（3）是否学习过汉语、是否观看中国电影以及是否为基督教徒，之于德国学生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并无显作品用，说明文化的接触对刻板印象的消减或加强都没有明显的作用。 3.媒体的作用本文选取了德国、中国以及国际范围内的不同性质的媒体，分属严肃性媒体、商业媒体、党派媒体以及专业性媒体。数据统计显示，德国学生对严肃性媒体的评价对他们认知中国国家形象并无显作品用，而党派媒体本身的知晓度不高，因此在本文中不作为参考。但德国学生关于专业性媒体的评价以及关于商业性媒体的评价却作用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经回归略论显示，德国学生对BBC的评价与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成正比，对商业媒体（如图片报、明镜周刊）的评价与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成反比。
三、结 论
在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五个侧面进行考察的过程中，中国人的形象综合评价最高（M=2.5），中国制造的经济形象次之（M=2.91），其次是中国社会（M=3.05）和中国政府（M=3.52）的综合评价都偏负面，其中军事形象综合评价最差（M=3.53）。
中国形象是特定时代西方文化无意识的象征，具有“社会集体想象”的意义[5]。周宁教授在有关中国形象探讨的系列文章中指出，西方世界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乌托邦化的形象时代到意识形态化的形象时代的转变。中国人的形象作为中国形象一个实实在在的具象方面，在乌托邦化的形象时代就给西方国家留下了“勤劳友好”的刻板印象。但随着现代化的到来，东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异同显著，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层面的形象日渐受到西方世界的诟病，“人权”、“民主”等口号一直作为西方世界诟病中国的借口，在德国学生的调查中也不难发现他们对中国人权、民主近况的担忧。大众媒介在其中也起到不可小觑的影响。德国媒体在报道中国消息时自觉不自觉的受到本国意识形态的作用，尤其商业媒体为博眼球，时常给予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的“负面”形象过度的关注，如领土问题、环境健康问题等。因此公众也难以摆脱受意识形态导向的舆论作用。
参考文献： 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问题与领域[J].东南学术，2017（1）. 管文虎.国家形象论[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 孙有中.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功能[J].国际论坛，2002（3）. 外交部回应中国清廉指数排名下降[EB/OL].环球时报，2017-12-04. 周宁.在西方现代性想象中探讨中国形象[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