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0日，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之际，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在柏林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这个纪念碑在经过17年的辩论、设计和建设以后，正式向公众开放。纪念碑位于柏林市中心地带，距柏林的标志性建筑勃兰登堡门仅一箭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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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块面积近2万平方米的地方，纪念碑设计师、美国的彼得・艾森曼安放了2711块深灰色的中空水泥块。每块宽0.95米，长2.38米，高低不等，最高的超过4米，最低的与地面持平。从稍高的地方望去，这个纪念碑形同一片由棺椁组成的波浪。置身在水泥块之间，踏在同样是波浪般起伏的地面上，无论是向天空望去，还是环顾前后左右，人们感受到的是某种难以言说的被冰冷的灰色挤压的感觉。它没有通常纪念性建筑的入口，到处都是入口；也没有通常的出口，到处都是出口。它也没有任何铭文、任何图形标志，德语论文，没有一个吸引目光的中心。艾森曼在解释其设计思想时曾说，无论是水泥块的数字，抑或其形状，都不具有象征意义。他要以这个设计传达的是一种被撕裂的感觉，如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内无数儿童从他们的父母身边被强行带走一样。
如果说在地面上人们感觉的还是压抑，那么，下到地下占地800平方米的“信息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沉重感就更加强烈。迎着入口，是代表着被纳粹德国在欧洲屠杀的450万至600万犹太人的6个有名有姓的犹太人的肖像。侧面墙上以照片和简练的文字说明着从1933年到1945年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逐渐升级的罪恶步骤。第一展厅没有任何展品，几乎是空的，四周的墙上以醒目的数字和国别文字，告诉观众欧洲有多少犹太人被杀害。最多的是波兰，290万到310万；最少是丹麦，116人。在这个展厅的地面上铭刻着15个犹太人当年亲笔写下的文字，读来令人欲哭无泪。12岁的犹太姑娘尤迪丝1942年7月31日给其父亲的告别信说：“在死亡面前我与你诀别。我们很想活，却不让我们活，我们要死了。”在“家庭史”展厅，选取了15个欧洲各地的犹太家庭的经历。在接下来的“姓名厅”，也没有任何展品，而是由扩音器朗读被杀害的犹太人的姓名和简历。把这些资料用德、英两种语言完全读一遍，需要6年7个月零27天。第四展厅四周的墙上，用当年的照片和电影资料介绍遍布在欧洲的210个集中营、惨案发生地、犹太隔离区的悲惨情景。如果在每个地点的介绍前看10分钟，全看一遍需要30多个小时。
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是1988年8月，由女记者列娅・洛施和历史学家埃伯哈德・耶克尔首先倡议修建的。从倡议的提出直到揭幕的17年间，充满了数不清的争论和讨论。从要不要修建、能不能修建这样的准则性问题，到选址和设计方案，无论是德国政府、柏林市政府，还是犹太人组织、各政党，以及知识界提出了无数的意见，出现了多次曲折，甚至几度濒临最后放弃的边缘。显然，由于纪念碑是一种艺术表达方式，想找到一种都能认同的形式来纪念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回忆这种史无前例的反人类罪行，其困难的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何况这里还有准则性的交锋。一些虽不占多数，但却具有不容忽视的社会作用的知识界人士，从根本上反对把德国的耻辱永久地展览在其首都的中心地带。而更多的人则提出了许多必须认真对待的异议。有人提出应该纪念所有死在纳粹屠刀下的牺牲者，而不仅仅是犹太人。也有人提出，如果从数字上衡量，纳粹罪行的最大受害群体应该是波兰和苏联的平民以及战俘，为什么不为他们修建纪念碑？甚至连犹太人组织也提出，犹太人不需要纪念碑。
1998年2月，以君特・格拉斯为首的一批知识界人士公开信，呼吁放弃纪念碑的修建，认为它难以表达德国反省历史罪行的立场，难以传达纳粹罪行的深重，难以表达对牺牲者的悼念。几经反复，1999年6月25日联邦议院作出赞同修建这座纪念碑的决议。2003年4月纪念碑正式开始动工。
纪念碑的落成并没有结束长达17年的争论。应该说，如此漫长曲折的过程正是德国不断自我审视过程的一种反映。这个过程不会随着这座纪念碑的落成而完结。正如美国的犹太学专家詹姆斯・杨格所说，德语论文题目，毕竟没有第二个国家把它对其罪行的回忆置于其首都地理位置的中心。
德国联邦议院议长沃尔夫冈・蒂尔泽说，这一纪念碑不是为幸存下来的犹太人而修建的，而是为德国人、为自己集体的记忆而修建的。
记者在信息处出口的留言簿上看到这样几句话，显而易见是出自德国青年之手：“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毫无道理，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我羞愧，不是作为一个德国人而羞愧，而是作为一个‘人’而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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