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为解决苏区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械及中央红军机关所需的通讯器材等问题，中央指示在东北军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联络员刘鼎负责采购解决。1936年初，德语毕业论文，红军与东北军、17路军的统一战线正在秘密形成，双方达成在西安建立红军秘密交通站的协议。刘鼎为交通站做了巧妙设计：它应该是一所医院，这样，大量的医药器材进出就有了方便的借口，容易瞒过特务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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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成中央交给的这一重要任务，刘鼎专程去了上海请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新闻战士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帮助物色合适人选。史沫特莱认为，冯海伯能胜任这项工作。
冯海伯，原名温奇・海伯特，德共党员，犹太人，毕业于柏林大学，并获牙科学位。冯海伯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反法西斯活动，1931年被德国法西斯政府驱逐出境，后经美国朋友格兰尼奇介绍来到中国，在上海开设了一家牙科诊所。作为一个革命者，冯海伯参加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上海组织的外国朋友支持中国革命的进步团体“美国之友社”，还参加了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乔治・海德姆、路易・艾黎、汉斯・希伯等外国旅沪进步青年组织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听完史沫特莱的介绍，刘鼎认为此人可靠，很满意。随后，两人来到冯海伯的牙科诊所，史沫特莱向冯海伯说明了情况。刘鼎对冯海伯说：“西安可比上海苦得多！”冯海伯眼睛眨了眨回答道：“对我来说，最苦的是没有工作干！”从此，冯海伯把自已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联系在了一起，成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所在地七贤庄的第一位房客，直至在西安事变中献出自已年轻的生命。
1936年6月，冯海伯与助手携带全部设备和药品来到西安。刘鼎雇了辆黄包车，邀冯海伯游览古城并察勘医院地址。他们转来转去看了几处房子，都觉得不尽满意。当转到革命公园西边沿崇廉路（今西七路）一线新落成的七贤庄公寓时，冯海伯眼睛一亮，连声说好。此地北靠城墙，东邻火车站，南连杨虎城官邸，是一处高墙环绕、门户严实的深宅大院。刘鼎心中也是一喜，觉得这里确是掩护地下活动的好地方：房子气派，特务必心存畏惧，不敢胡来捣乱。但房租贵。刘鼎一咬牙，拿出200块定金，将七贤庄一号院租了下来。很快，一号院挂出“德国牙医冯海伯牙科医院”的铜招牌，冯海伯“开业”了。刚从上海出狱准备经西安去陕北的邓中夏之妻李夏明也被留下来，作为冯海伯的牙医助手，在交通站坐机关。
冯海伯曾在上海给张学良治过牙病，来西安不久又被张学良聘为牙医顾问，有此招牌自然吸引了不少东北军和17路军将校及地方士绅光临，委实迷惑和震慑了国民党特务，给刘鼎开展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此后，刘鼎通过路易・艾黎、史沫特莱以及各地其他朋友购买的各类物品，源源不断地运到西安。物品积攒到一定程度，就由东北军67军军部的汽车，或由王立人、刘向三出面雇请商车，运到陕北。这些物资，不仅“苏区够用了，还为以后的抗战作了准备”。牙科诊所又是陕北“红中社”电台广播的转播扩大站。其时，民族危机加深，中共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各种武装与红军联合抗日，而对全国各地转发无线电报是当时条件下最有效的宣传措施之一。可陕北苏区当时仅有一部电台，而且功率很小，东南沿海、西南方向根本收听不到。考虑到西安用电方便，中央指示在西安七贤庄一号院建立一个转播电台。于是，刘鼎请土专家涂作潮在一号院地下室安装了一部电台，由彭绍坤与一位姓王的同志操作。他们白天收听陕北苏区“红中社”的新闻电讯稿或公开明码的党的宣传文件，晚上夜深人静时，再转播出去。
鉴于党的地下工作准则，刘鼎从未向冯海伯讲明安装电台的真实意图，也未向他暴露自己的身份。不过，作为一个较早从事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共产党员，深谙中国政治生活的冯海伯对这一切心有灵犀。每当他看见地下室放好收发报机，便一声不响地帮起忙来。报务员一上机，他就拧开从上海带来的大收音机，把声音开到最大，以干扰外界听到电台的声音。电台于1936年8月开始工作，很短时间就有了反响，不仅国内各地能收听到，就连南亚、苏联、日本也收听到了陕北苏区的声音。在当时那种历史转折关头，中共的抗日主张能及时传播出去，意义何等重大！
此外，牙科诊所还成为联系陕北与上海、香港等地的桥梁，从南方各地到陕北的部分中共地下工作者、爱国进步志士，就是通过这个秘密交通站联系安排的。1936年9、10月间，女作家丁玲到了西安。她是在遭特务绑架，在南京监狱囚禁3年之后，被党组织千方百计营救出来的。她到西安的第二天，与潘汉年在一家小旅馆里接上了头。通过潘汉年，丁玲不久便搬到了七贤庄，在牙科诊所里等候前往保安。10月下旬的一天午后，冯海伯突然说晚上有客人来，要多杀几只鸡，多准备一些汤和点心、咖啡。平日老成持重的他，此刻却表现出掩饰不住的兴奋。李夏明和丁玲为他高兴，守在厨房为客人精心准备丰盛的晚餐。当饭菜准备停当，冯海伯请他们到前边去同他的朋友见面。丁玲兴冲冲地走进客厅，只见沙发上坐着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站立在窗前。丁玲扑过去，同史沫特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泪水悄悄流在老朋友的衣襟上。随后，冯海伯、李夏明、史沫特莱、丁玲团团围住斯诺，听他讲苏区的生活，讲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们，讲苏区的人民，讲那里的妇女儿童，并看他在苏区拍摄的照片。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把5个人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用3种不同的语言轻轻地唱起了《国际歌》。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被枪声惊醒，冯海伯披衣下床，走到院子里抬头四望，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他想起这天同史沫特莱有个约会，决定提前赴约，马上就去西京招待所，看消息灵通的史沫特莱能够提供些什么情况。他拉开门栓，开了一扇侧门出了院子，沿北新街向南走去。此刻，天色昏暗，只有一线亮光透出东方的天际，街道两侧仍是黑麻麻一片。
“谁？口令！”突然一声断喝。冯海伯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德语论文，但听出了对方语调中所含的威胁，稍一犹豫，他拔腿就往回跑。“哗啦”一声，对方子弹上了膛。“站住！”随即枪声爆响，冯海伯身中3弹倒在路边。一个排长带着几个士兵慢慢围了上来。这是收拾一号院隔壁那家特务电台的杨虎城的部队，在警戒中不慎误伤了冯海伯。士兵们架起冯海伯，将他送回一号院。冯海伯忍着巨痛，拿起注射器，给自已打了一剂强心针。李夏明扶他躺到藤椅上，听他说了简单的事情经过。一个多小时后，冯海伯因失血过多不幸逝世，没有留下遗言。
“出了大事了!”李夏明对闻讯赶来的刘鼎着急地说，“冯海伯给人打死了！”刘鼎立刻把情况报告给了红军代表叶剑英和张学良、杨虎城。张、杨十分恼火，认为这件事给他们的义举蒙上了不良作用，决定处决那个带队的排长。刘鼎、王炳南和王政等人为了大局，分头讲情，把这个排长保了下来，让他在抗日中立功。叶剑英把安葬冯海伯的任务交给王政，特别指示要在冯海伯的遗体上覆盖党旗。王政于是找来了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和一副棺木，并订做了墓碑。
1936年12月19日、20日、21日，西安《解放日报》（原《西京日报》）连续3天刊登了王炳南撰写的讣告：
牙医冯海伯葬期
冯德国犹太人，柏林大学毕业。1931年为德国法西斯政府驱逐来中国。今春来西安任张学良将军牙医顾问，得张氏帮助，在西安开设牙科医院。不幸于双十二事变中为流弹所伤，不克医治而亡。现蒙张、杨两将军抚协，弟等以同学关系除承办善后外，特选于本月21日上午10时安葬冯。朋友颇多，恐通知不周，特此登报声明：凡来送葬者，无任欢迎。
安葬冯海伯那天，鹅毛大雪下个不停。古城西安银装素裹，南郊的雪野安静肃穆。伴随着无声无息飘落的雪花，冯海伯的遗体被安葬在一处山包上的公墓里，镌刻着“牙科大夫冯海伯之墓”的石碑竖立在他的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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