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4日，德国联邦内阁通过一份限制官员离职后转而从商的法案。这份法案对部长级及以上官员“弃政从商”做出以下限制：今后，在职或已离职的部长级及部长级以上官员和议会国务秘书如想到公司或其他私营机构工作，必须有12个月的“等待期”。如果政府发现其中“可能有利益冲突”，或者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禁令可延长到18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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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们的“旋转门”
近年来，德国政府官员“仕而优则商”现象普遍。近期有消息称，联邦交通部国务秘书莱希尔（Katherina Reiche）有意进入经济界。今年9月1日起，她将开始担任地方级公司联合会业务主管一职。莱希尔和地方级公司联合会都没有对此则消息任何评论。不过目前尚不清楚，前政府要员从商“等待期”是否率先从莱希尔的案例开始执行。因为“等待期”这一规则适用的范围是“当利益冲突存在时”。
德国官员“弃政从商”现象不断引发舆论的质疑和批评。《明镜周刊》一度曝光了美国国安局泄密者爱德华・斯诺登提供的大量文件，显示德国情报机构不仅与国安局密切合作，而且还联手开发监听软件。这些曝光为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及其幕僚长罗纳德・波法拉制造了许多麻烦，一直担任默克尔总理办公室主任的波法拉因为工作不力而被迫下台。波法拉表示，“卸下重任之后只想担任国会议员，并争取时间享受天伦之乐。”然而，事隔不到一个月，媒体就披露，波法拉将要接任具有国资公司背景的德国铁路企业董事一职，负责对德国政府和欧洲联盟高层的公关工作。这一消息在德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无独有偶，德语论文，2017年，德国总理府国务部部长冯・克莱登也曾“弃政从商”，进入德国奔驰汽车企业任职。
德国不乏曾在政府任要职的政界人士卸下公职后，立刻“下海”去公司任职的，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前总理施罗德。施罗德在担任政府总理期间，曾极力推动和支持俄罗斯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项目并签署了一份协议。2017年，61岁的施罗德在败选几个月后，直接“弃政从商”，宣布担任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和出口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企业旗下俄德天然气输送管道项目的董事会主席。施罗德的华丽“旋转”，引起德国社会各界的愤怒和谴责。
据称“下海”后的施罗德年薪高达150万欧元，而其担任总理时的年薪仅有27万欧元，这在当时吸引了无数公众和媒体的“眼球”。媒体上“腐败”、“滥用职权”、“裙带经济”等指责与批评不绝于耳。许多人认为施罗德正在冒险，甚至有人直言，这不由得使人想起“施罗德在任时大力推动俄德石油合作是为了退休后获取私人利益”。
继施罗德之后，德国一批政界高官“下海”从商的例子陆续被媒体曝光。昔日绿党领袖、德国前外长菲舍尔在任时曾高调反腐，但他下野后不久便开始担任宝马汽车企业、西门子企业等多家跨国公司的顾问。尤其引人关注的是，“黑森州前州长罗兰特・科赫在辞职两个月后转到德国第二大建筑商比尔芬格柏格建筑集团任董事长”这一重大新闻。了解内情的国际透明组织德国分部主席米勒对《柏林日报》说，科赫在担任黑森州州长期间曾力推一项颇受争议的法兰克福机场新跑道工程项目。科赫为一家建筑企业拿到了这份8000万欧元的合同，而这家企业正是比尔芬格柏格。当时就有传闻，科赫将“弃政从商”去比尔芬格柏格工作，但一直遭到他的否认。时年52岁的科赫在2017年5月25日忽然宣布辞去黑森州州长一职，同时也辞去了在德国执政党基民盟内部一切职务。宣布辞职的当天，科赫一改以往的态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比尔芬格柏格是第一家向我发出邀请信同时也是一家吸引人的企业，我期待着我的新工作。”有媒体评论称，这给人的感觉是比尔芬格柏格企业在奖励前州长科赫在之前的“良好表现”。有人因此批评科赫败坏政治家名声。鉴于科赫引发的关于“旋转门”现象的批评浪潮，德国的民间反腐组织呼吁，“高层政治家在离政后至少三年才能在自己过去主管的经济部门里任职。”但这似乎丝毫都不作用科赫前往比尔芬格柏格建筑集团赚大钱。
德国不是远离腐败的一方净土
德国人给世人的总体感觉是严谨、守法，但德国并非远离腐败的一方净土。近年来，德国腐败现象有增无减。根据德国联邦刑事调查局的数据，2017年，腐败案件总数上升到1043起，比前一年增加了2%。其中，2017年案件数量最多的是北威州，有464起；随后是巴伐利亚，209起；勃兰登堡州有163起。案件数量最少的莱法州仅有15起。德国《世界报》的报道认为，北威州的案件数最多不仅因为它是德国人口最多的联邦州，更因为那里的调查人员格外认真。
关于普通德国人汉内森来说，腐败就发生在身边。他所在的企业曾在德国各省会城市举办活动，在涉及安全检查时，一些细节问题经常会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质疑。遇到这类“麻烦”时，他的一位意大利同事会把来自政府的人拉到角落，塞上点欧元，这事也就过了。汉内森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简直不敢相信腐败竟然可以发生在德国。”他又补充了一句，“不过，我们的安全方法没那么糟，不然他们不敢接这个钱。”
德国《世界报》报道，腐败给德国带来的损失高达1.75亿欧元，而这一数据尚未反映全貌。据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在柏林公布的“腐败晴雨表”显示，德国媒体腐败指数从2004年的3.1上升到2017年的3.6。报道称，腐败指数的计算措施是对德国1000名民众进行问卷调查，评判在他们心目中各行业的腐败程度。而透明国际发布的“2017全球腐败晴雨表”中，被调查者中55%的德国人认为德国政府是“少数利益集团的代言”而已。德国联邦法院副院长克尔希霍夫对一些德国联邦议员兼职而不务正业的行为更是提出了批评，并由此在德国引发了一场对于如何进一步防止腐败的大讨论。
据德国媒体披露，德国联邦议员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在外兼职“捞外快”，一些议员甚至不务正业，把主要精力放在兼职赚大钱上，很多人几个月就赚了10多万欧元。2017年8月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9个月里，631名议员中有150人在外兼职，有的开办律师事务所，有的在公司担任董事，还有的提供顾问咨询，总计赚得约660万欧元的“外快”。实际上，作为议员，他们每月平均有8667欧元（约等于6.1万元人民币）的高额收入。这一报酬远远高于一个大学四级教授的工资水平，是德国平均收入的两倍以上。根据联邦议院已经通过的法案，自2017年1月1日起，他们月工资将涨到9082欧元，但这“并不能遏制部分议员的贪得无厌”。 德媒体最近曝光消息称，议员高魏勒尔身兼数职，他不仅是基社盟的副主席和联邦议院成员，在慕尼黑还有一家律师事务所。在高魏勒尔上任开始的前9个月，他就在联邦议院网站的页面上列出了他的19位委托人。高魏勒尔每年的额外收入高达90多万欧元，这只是最低税前收入，高魏勒尔的实际收入可能还要更高。让民众不能容忍的是，在联邦议会全年召开的45次重要会议中，这位高魏勒尔先生竟缺席35次。
联邦议员“捞外快”泛滥，引起德国舆论的普遍谴责。社民党议员乌尔里希・科尔伯说：“考虑到高魏勒尔的缺勤记录，兼职确实是他的一个问题。”《汉堡晨报》评论说，“民众有权知道谁在用金钱作用议员。第二职业和政治头衔，议员只能取其一。”德国媒体和民众因此呼吁，对政治家的收入应当进行更加严格和透明的监管，德语毕业论文，防止出现利益交换。欧洲联盟一份最新腐败调查报告显示，德国反腐水平优于欧盟国家平均水平，但是，令许多人不满的是，受其社会历史及现实作用，德国议员没有申报财产的义务。官员卸任后可以立即去私营机构供职，其间并无一段“等待期”，从而为官员换取丰厚退休回报而滥用权力敞开了大门。
人们呼吁修改相关立法
德国《法汇报》评论指出，政界官员进入商界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政界人士可以利用自己的内部消息，凭借与其他部门的“老交情”，在新的职位上谋取利益。如果这些官员在位时就考虑今后为获利丰厚的公司工作，就会作用其决策，就会产生信任风险。不少人长期呼吁修改相关立法，但一直遭遇各种阻碍，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德国政治社会的现实。
2017年2月初，欧盟委员会呼吁德国，应该立法限制政界高层进入私人公司，提高政界人士进入经济界的门槛，比如说制订时间上的规范。欧盟委员会公布的反腐败报告中指出：“目前有对此展开行动的必要”。该报告批评称，德国到目前为止对这一问题没有法学法规上的限制。德国政治学专家则建议，应将议员和官员到公司任职的名单公之于众，接受社会监督，并采取制裁方法，包括对不当行为进行曝光、罚款直至追究法学刑事责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德国政府2月4日通过了限制官员转岗的相关法案。据悉，德国政府将根据一个三人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决定转岗者的等待时间，并将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和政府的决定公之于众。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政府关于国家各级官员和联邦议员“弃政从商”现象会做出范围更广和更加严格的限制。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