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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将它的现代化发展进程首先纳入到一个民族统一框架内来进行，总是比让这种进程处于民族分裂状态之中更为有利。自15、16世纪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在欧洲启程以来，当周边大国已经用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完成民族集合，有的甚至已经在大步迈向现代化社会的时候，德意志民族的居住地则由于地处中欧的特殊地理位置与过去沉重历史的合谋，成为了一个既无明确的民族边界、又处于严重分裂中的世界。
德意志人的居住空间位于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这种欧洲中央的地理位置，使德意志人在所有的方向上都与其他的欧洲民族和文化相遇了。这固然使这里成为了欧洲各种文化的交汇地，从而为德意志人造就了一种精神传播上的有利出发点，但这种天然的地理位置给德意志的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优势，还有劣势――错综复杂的山脉体系和杂乱无章的河流助长了德意志的政治分裂。
处于欧洲的中央同时也使德意志人成为了罗马世界与斯拉夫世界之间的自然中间人。这三大人口集团，即德意志集团、罗马人及其后裔的拉丁化集团和斯拉夫化集团，为争夺定居地的边界展开了上千年的斗争。各方都肆无忌惮地利用历史提供给他们的每一次机会进行扩张，因此，与其他所有欧洲民族相比，德意志空间在民族边界上有着最大的不确定性和灵活性。这种特点将给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德意志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带来特殊的难题。
随着帝国的军事力量在德意志皇帝与罗马教廷之间的长期争霸斗争中日益受到削弱，内陆国家中间地理位置上的劣势便立即呈现出来。权力的重心从皇帝的手中滑落到邦国诸侯们的手中，德意志人的政治生活方式是朝着小邦割据的地方分裂化方向发展的。邦君的势力发展得如此巨大，以至于自13世纪以来，德语专业论文，历代德意志皇帝企图通过中央权威来确保内部和平、阻止分裂并对国家进行有效组织的任何努力都遭到了失败。
德意志政治上松散集合的弱点成为了邻国袭击的邀请。“这个处于中央集权化民族国家们包围之中的德意志空间，终于在17世纪成为了内、外各种势力实现各自野心的竞技场。”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不仅在人口上给德意志带来了1/3的损失，而且在经济上造成了200年的倒退。而1648年的《威斯特法伦和约》又给它带来314个邦国地方分裂的固定化。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促进了德意志空间政治上的分裂化，难怪当时有人说：“在德意志境内，一年有多少天，就有多少个国家。”
关于西欧诸国来说，17、18世纪代表了它们发展的辉煌时代，在他们手中，一个新兴的现代化工业世界已经开始从欧洲西北角上孕育出来。冲击波来自于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而浪潮所到之处，首当其冲就是政治上分裂、经济上落后的德意志。
在拿破仑战争的冲击下，“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顷刻瓦解。整个德意志空间被外来强敌征服，不仅证明了“落后者必挨打”的真理，而且也唤醒了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它带来了以普鲁士为代表的、由传统权力精英们推行的“自上而下”的“大改革”运动，从而也使德意志世界终于迈进了现代化的门槛。而与此同时，拿破仑对分裂的德意志世界的占领，尽管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德意志政治大分裂的格局，却扫荡了那些版图狭小、自成体系、不受外部作用而又具有独立自律性的地方分离主义的小诸侯国世界，并在这些地方贯彻起一种国家的理性和社会上合法关系的均一化。从某种意义上说， 拿破仑减轻了日后德意志统一的难度。
拿破仑战争结局时，法国的霸权地位终于崩溃，英俄两国成为了左右欧洲局势发展的翼侧大国。“反法同盟”的“四足兽”，即英、俄、普、奥四大战胜国，构建了确保欧洲和平与平衡的“维也纳体系”。作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组织，一个名为“德意志同盟”的联合体，成为了“维也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意志同盟”的成立是英俄为了让德意志民族运动的潜力能安静地待在一个平衡体系内，两个德意志大邦国，普鲁士与奥地利，必须被纳入到一个联盟之内，成为这个联盟体系的“脊骨”，以达到让它们彼此互相牵制的目的，因此，1815年出现的这个“德意志同盟”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由包括普鲁士、奥地利在内的39个拥有主权的德意志邦国和城市组成的邦联，它是作为欧洲的东、西方力量的“缓冲地”来出现的。
分裂仍在继续，然而幸运的是，1853～1856年间，以沙皇俄国和大英帝国为主导的“克里米亚战争”，改变了欧洲的局势。战败的沙皇俄国，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它内部的现代化改造。而大英帝国则从镇压“印度大起义”开始，将它的主要精力放到它自身庞大殖民帝国内部的多重问题上去了。因此，由于其内部的弱点，俄国与英国容忍了俾斯麦的德意志统一政策，从而使得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在1866年与1870～1871年的两场决斗式的战争中，孤立地得到了解决。
同时，俾斯麦为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民族统一国家所设计的政治体制――“半专制主义的”德意志君主立宪制，恰恰是西欧议会民主主义的君主制与东欧专制主义的君主制之间的一种中间形式。这种中间形式与英国和俄国的政治体制都有一部分的相似，因而被这两个国家所接受。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奠基人，俾斯麦没有采取将所有讲德语的德意志人都包括在一个民族集合体中去的“大德意志统一”方案，而是采取了一种“小德意志统一”方案。这种德意志统一，是一种排除了那个最大的、也是多民族的邦国奥地利之后，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意志人的统一。
由于这个新帝国宣布“它在这个大陆上的领土要求已心满意足”，才使得它的邻居们认为，让这个新独立的“小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作为那个曾经是东、西方力量“缓冲地”的“德意志同盟”的替代物也未尝不可。
然而随着德意志内部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整个欧洲的权力旧体制已经越来越容纳不下这个比谁都发展得更快的现代化民族强国的国际能量了。因此，对这种能量的喷发进行抑制与反抑制的国际斗争打响了。
在这场抑制与反抑制的国际斗争中，德帝国走上了“世界政治”的道路。为了摆脱成为邻国附属的威胁，威廉时代(1890～1918)的德意志领导层选择了另一个由讲德语的日耳曼人统治的多民族国家――奥匈帝国作为它真正的盟友。在这里，民族文化的亲缘性发生了影响。它同时也暗示着：一种“大德意志”式的联盟合作是唯有在讲德语的世界准备与它外部的世界进行对抗的情况下才会真正出现的。
但是这次同盟失败了，德国的大量领土和人口也被分割出去了，但它的民族统一体的主体框架仍然得到了保留，并保证了它潜在的大国地位。
这种潜在的大国地位是能够转变成事实上的大国地位的，但这取决于能否应用高超的国际政治手段，能否再度推行一项在东、西方之间积极的平衡政策。在魏玛时代，长期担任外长的斯特莱泽曼开始应用俾斯麦式传统的“大陆平衡政策”，以逐步解除《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并为德国重新赢得事实上的大国地位。这种政策在当时的确存在某种成功的机会，但是，这种机会被希特勒毁灭了。这位充分利用魏玛时代德国现代化的全面危机，并通过传统权力精英们扶植上台的纳粹党“元首”，企图通过战争来建立“大德意志世界帝国”全球霸主的地位。
1938～1939年期间，在英、法“绥靖政策”的高潮中，希特勒通过对维也纳政府施加压力，通过策划奥地利纳粹分子暴乱，完成了“德奥合并”。随后他又将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统一了进去，并在1939年春，通过最后一次“非战争方式”完成了对默默尔的吞并。这种“不费一枪一弹”的领土获得，正是由于它能够用“大德意志统一”的理想来辩护，德语论文，因而也无疑在讲德语的世界里普遍受到了欢迎。
但统一终究不能成为杀戮的借口，一个注定令纳粹德国失败的“世界反法西斯主义大同盟”建立起来了。
在德意志为夺取世界霸权的第二场战争失败后，美俄成为新的世界霸主。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再度成为了一个问题，但即使是一种“小德意志式”的重新统一，也不可能孤立地依靠德意志人自身的力量来解决。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欧洲和世界均势格局的缩影。但是民族重新统一的理想，无论是民主德国人，还是联邦德国人，都从来没有放弃过。通过联邦德国推行的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建立外交关系的“新东方政策”，德意志人一遍遍地证明，经济上强大起来的德意志人已经洗心革面，不再会是下一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了，而是一支决心维持世界和平的稳定力量。
意想不到的机会来了，苏联在与美国“冷战”式的长期对峙和军备竞赛的消耗中，经济上变得日益困难起来。这迫使它再度退缩回去处理它内部的事务。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世界超级大国连同它的东欧势力范围，陷入了一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崩溃，并带来了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
1990年10月3日，一面12平方米的黑、红、黄三色国旗，在《德意志高于一切》的国歌声中，升起在柏林市中心的勃兰登堡门上。被中断了45年的“德意志戏剧”在一个全新的、也是更为现代化的开端上又再度开场了。
这场重新开场的“德意志戏剧”的第一幕，就是新德国一次性地对10.81万平方公里的原东德地区投资10000亿马克，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性投资，也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投资密度最高的一次性投资。四年后这场投资便开始收效了，1995年新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高达34600亿马克，人均产值(若按8100万人口计算)约为42716马克。原东部地区的人均产值几乎翻了一番，而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经济也增长了13%！
经历了近200年之久的现代化进程，德意志才由过去的一个传统、分裂、专制、独裁、落后的农业社会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现代化、统一、自由、民主、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但若是唯以“让所有讲同一种语言的人都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政治屋檐下”，才算是最后完成了它建立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任务的话，那么1990年10月完成的这场德意志统一，仍然称不上是“完全意义上的民族统一”。除非包括德意志民族在内的所有欧洲民族，都认为“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作为一种现代化社会的组织形式已经过时了，因而必须用“新欧洲民族”的整体概念来取而代之，否则，未来的欧洲仍将不得安宁。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基督教文化圈中的欧洲人，首先是包括德意志人在内的西欧、中欧与南欧人，早已在作“欧洲一体化”运动的伟大尝试了。这场伟大的尝试，代表了欧洲人在面临外部世界日益崛起的压力之下，对自身政治、经济、社会长期分裂状态克服的顽强努力，也代表了欧洲人避免自身沉沦命运，走向民主、统一、和平、发展的伟大时代步伐。它的成功取决于在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包括德意志民族在内的欧洲各民族政治家和人民的决心、智慧与努力。
（摘自《强国之鉴》，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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