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和德国的文化交流、经贸合作日趋频繁。在经济方面，德国一直是我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教育方面，我国在德国的各类留学人员约3万人，400多所高校和德国近百所高校建立了校际联系。2017年的“德中同行”活动更是把中德间的文化交流推向了新的高潮。不论是政府职员、国际商务人士、移民还是留学生，都需要了解对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掌握相应的沟通技能，以达到有效沟通的目的，从而促进各项合作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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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对象的心理
交流能力包括4个方面，专业知识能力、社会能力、常识性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目前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探讨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探讨领域里的重要议题。德国学者Thomas(2003)和Bolten(2003)认为跨文化交流能力在文化交往中的影响举足轻重，跨文化交流能力可以细分为“普遍文化”能力和“特定文化”能力两种。普遍文化是指人类共通的东西，例如从社会心理学上来讲，“人性本善”，人有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德语毕业论文，人碰到挫折后会产生沮丧情绪等等。但有些东西是在特定文化中才有的，比如人情、面子和关系等，这些都是受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作用而形成的。
很多中国学生到德国后，感觉很难和德国人交朋友，所有事情都要自己去处理，缺乏“集体”感，课后大家都各自离去，彼此之间缺乏对话和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很“淡”等。比如有些中国学生说：
“每次都很想和德国同学下课后聊聊天，他们好像很忙，放学后就都不见了。”
“我和一个德国朋友认识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到现在他都没有请过我去家里吃饭。”
“我们是一起踢球的队友，球场上是好哥们，离开球场后‘关系’感觉很疏远。”
关于此问题，德国心理学家Thomas(2003)和华裔语言学者Liang(2003)进行过研讨和总结，德国人的行事特点主要体现在倾向于公私分开，就事论事，自立，准时，生活和工作中偏向结构和规则。上面的例子就是一个典型的印证，德国人把公事和私事分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在工作或者学习中是好朋友，并不意味着我们私下也是好朋友。而相反，中国人则比较讲求关系、等级观念、面子和社会和谐，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是规则相对主义。“关系”在中国人心目的位置非常重要，中国人常以关系的好坏来进行朋友的选择和划分。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和德国文化在人际层面的异同还是很大的，在交往和传播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切实地了解受众的心理。
把握对象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古代曾流传着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中国，这句话被大众运用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大至文化传播，小到人际交往，无一例外。“知己”就是要了解自己的文化以及什么是现代文化的特征，什么是当今社会的问题和近况等。“知彼”就是要了解传播对象的接受能力和文化内涵等。很多时候文化冲突和文化误解都是因为文化价值观的异同而造成的。
记得很多中国朋友刚到德国时，为了一些问题比如“中国人是否真的吃狗肉”，德语毕业论文，“中国人为什么吃饭时喜欢大声喧哗”，“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交通规则”等等和德国人争论得面红耳赤。关于德国人的一些质疑和批评，他们显得毫无准备，“面子”上非常过不去，不知道怎么才能消除德国人脑袋中的“刻板印象”。比如有些中国人说：
“德国人每次都拿一些不好的事情说事，他们怎么这么爱批评啊?”
“每次讨论时，他们都批评得很直接，让人非常难以接受。”
“这些批评太不顾及我们的感受了，面子真没法搁。”
“有时候真想和他们一争到底，把事情讲清楚。”
如果我们深入探讨这些问题，会发现“争论”是德国人民族性的一部分，德意志民族是个爱批评的民族。“批评(Kritik)”这个词在德语中是指一种评价的艺术，在言语的表达中含有一种客观、公正、公开和实事求是的意思。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都对这种批判精神赋予了极高的评价。康德曾说：“我所谓的批判，指关于理性寻求独立于所有经验的一切知识的批判。”恩格斯也曾认为，康德的这种批判精神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两个伟大假说突破了传统的限制。在这里，康德所说的“批判”主要不是斗争、反对、否定和打倒的意思，而是考察、探讨、略论和思考。也就是说他们在交往中对问题的批判有些时候是出于对事物本身的好奇和探索的精神，因为并不了解，所以才要仔细探讨和略论。长期以来，这种批判精神深入每个德国人的心中，以至于在讨论问题时都体现出较强的批判性。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德国人比较喜欢批判，中国人比较讲求面子。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把握传播受众的心理和文化内涵，不懂得换位思考，而是仅仅按照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进行跨文化传播，那么误解和冲突将难以避免，最终将作用交流的有效性。
采取合理的传播策略
在了解了心理需求和文化内涵之后，如何合理进行传播策略的选择成为关键的问题。一个有交际能力的人不一定能进行有效的交际；反过来，一个能进行有效交际的人不一定具有最好的交际能力。这个听起来好似悖论的命题在现实中确实存在，因为它涉及到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传播策略的合理选择。
一个中国学者讲述过自己亲历的一个例子：“有一次，我记得一个初冬的早晨，在大街上，我从住的地方去学校上学。在去的路上，一位年纪大概五六十岁的妇女摔倒了，可能清晨的路上有霜比较滑。我看到她腿摔伤了在流血，我马上跑去扶她，而她却非常生气，以为我要怎么着她呢，因为我没说‘我可以帮助你吗?’”
从这个例子看出，我们的交流出发点是好的，帮助人的动机也是不错的，只是交流策略的选择不够好。碰到这种情况可以叫救护车来救助，可以自己征询受伤者同意后再救助，也可以不征求同意直接去扶起受伤者。我们选择了最后一种，这一方面反映了“文化距离”，中西方对个人隐私范围大小的敏感性不同；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我们对西方文化习俗的不理解。在德国这个偏“个人主义”的国家，个人的隐私和权力非常重要。如果要帮助对方，一般都要事先进行询问，征得同意后才可以进行，否则就会“好心办坏事”，被认为不尊重他人的隐私权利。所以我们在与德国人交往时，既要了解他们的心理需求，又要尊重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既要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又要让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传播策略，达到有效与德国人交流的目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