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触的都是德国的普通打工仔，他们可能是为了赚一份比国内丰厚的工资，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们凭本分和良心对待每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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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以严谨著称。我有幸在一个德国锅炉工程企业项目部工作了七年多，耳濡目染，捕捉到一些难忘的细节。
知道与不知道
和德国人一起开会、谈话，听到“I don’t know”(我不知道)和“I’ll have to check”(我要先查一下)之类的话频率甚高。说完后，德国人总是掏出一个小笔记本，工工整整地把你的问题抄下来。
关于一个进度很紧的工程项目，这样的回答是最揪心的，中方的工程人员巴不得老外对每个问题都能立即拍板，偏偏“老德”却要“探讨探讨”。
德国人在什么情况下会说不知道或“I’ll have to check”呢?一种是问题已经超出他的专业知识范围了，或者是问题涉及到他们分包给第三方完成的工作，或者要套用特定的计算软件对问题进行略论才能得到结果(如略论受力等)，德国人会说自己不知道，然后打电话回欧洲去问。
另一种是属于动脑筋和通过简单计算能得出答案的问题，但不属于该工程师的部门责任范围，或者他认为自己不应该自作主张替别人拿主意的，德国人多数会说自己不知道。
材料替代是锅炉工程中经常面临的问题，比如，合同里规定要用美标或德标钢材，现场出现短缺，要用便于采购的国产材料替代，在进度压力下，德国人的技术确认成了卡节骨眼儿的事儿。一双双热切的黑眼睛投射在一个焦点上，巴不得那大鼻子下面的嘴唇吐出“OK”来，可偏偏老德却不紧不慢地说“I don’t know”。
老德的“I don’t know”一说完，中国人就气不打一处来，有人骂德国人无能，有人甚至质问，难道我们中国人花这么多外汇雇外国人来做现场指导，就为了听这样的话吗?
过了两天，德国人已经把意见整整齐齐地写好，关于国产替换材料，有国产材料和原设计材料的牌号对照，屈服点和抗拉强度的对比，谨慎的德国人总是通过增加截面厚度和加强焊接强度等方式，来降低替换材料时材料异同带来的风险。
德国人并非不知道中国人期望他去说OK，并非不知道施工进度的压力，但是，他们仍旧能冷静地说出他们的意见，不屈服于现实的压力，这就是他们的思想独立与严谨。老实说，这些“不知道”要比投领导所好、不经调查就拍脑袋说出来的“知道”和“没问题”踏实得多了。
小政府大公民
每逢开周会，一到下午6点还开不完，罗伯丝先生就会瞄一下手表，然后说：“I have to report to my government now．”(我要向我的政府汇报了)。
关于德国人，家里的太太就是政府，她管他的衣食住行。
那么，真正的政府关于普通的德国人来说是管些什么的呢?
几次去德国出差，让我深深体会到德国“小政府，大公民”的特点。地铁站台没人检票，商场不用存包，街道上看不到拖着长扫帚的清洁工，却干干净净。马路上没有汽车喇叭的尖叫，火车站朴素的砖墙上，很少看到少年们涂鸦的发泄。
有一次，我去德国同事家做客，发现他家门把上挂着一块牌子――“今天轮到我家打扫公共卫生”。原来，在德国市镇的小区里，打扫公共地段的任务，就是用这样的吊牌，一家一户地传递下去。
德国的马路可不像中国城市里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地有交警指挥交通，马路大多数是两车道，德语论文，一些马路连红绿灯也没有，行人过斑马线，有绝对优先权，这种优先权是完全靠驾车人和行人各自守法自律来保证的。
德国人开车很守规矩，无论开的是奔驰宝马，还是大众，只要前面有斑马线，司机就会提前减速。有一次，我在斯图加特市结束工作，启程回国，从旅馆拖着一个行李箱出来，要穿过窄窄的斑马线到对面的S-Bahn轻轨站。沉重的行李箱在斑马线上翻倒了，我也被拖得失去重心，跌坐在地上。说时迟，那时快，一辆白色的宝马车稳稳地在斑马线外刹住了，我捡回一条小命。车主钻出车外，对我又是摇头，又是耸肩。从他的身体语言，我明白到他也受了一场惊。这条斑马线划在马路弯道过去一点的地方，虽然没有形成视觉盲区，但并不容易在远处看清楚，如果不是他那刻板的提前减速，那肯定就是一场血光之灾。
无论富贫
德国人工作中不苟言笑，对陌生人，他们很少“自来熟”，要呆上两三个月，招呼才慢慢变得随和起来。有些德国同事7年下来，称呼我时还总是一丝不苟地加上Mrs。
在德国，他们下班后都赶紧回家，类似东方国家里男人因为应酬客户而半夜归家的事情，很少发生。
那到了中国呢?他们会入乡随俗吗?会。但是德国人是完全没有功利目的的。大家可以吃饭喝酒，但第二天，事情该怎么样，还得怎么样。
有一次，某位领导要晚上请德国人吃饭，通知是中午时来的，时间很紧，大部分德国人都婉拒了，理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跟“政府”请假，有的人则以没有时间回家洗澡换衣服为理由。
我只好向他们解释，为了中德双方的友谊，请你们还是尽量来赴宴吧。最后，晚宴还是以冷场告终，只有德方项目经理和工地经理“顾全大局”赴宴，其他德国人都心安理得地回家。
我听过很多国人指责德国人高傲冷淡，我只能说，他们自己同胞之间，也都是相交淡如水，很少像中国人这样你来我往。
锅炉进入调试阶段了，要进行连续10天的蒸汽冲管，利用高压蒸汽将残留在锅炉管道内的杂物和氧化物冲干净。黄昏时候，德语毕业论文，我走在机组旁边的水泥路上。按照安全规范，蒸汽吹管出口有消音器，消音器周围都属于隔离区域，以免蒸汽烫伤。
离开隔离区域约50米的地方，有一座保安岗亭，保安员忠实地守在岗亭里。我看到德国人卢格西先生慢慢地走到门跟前，比比划划，好像要说些什么，然后，他把自己头上的保护耳罩摘下来，挂在保安员的耳朵上。
我的眼热了，这个德国人一直就很同情工地上的工人，每次中午，当他看到工人席地而坐吃盒饭的时候，他总是说，瞧，这些人都营养不良!我给他解释，上海的建筑工地可能是国内管理水平最高的，都有临时工棚，有人管伙食。他说：A happy labour is a good labour(一个开心的劳工是好劳工)。他和另外几个德国人总是把穿旧的衣服和劳保用品都洗干净，送给与他们素不相识的工人。
类似的细节，还有很多，我接触的都是德国的普通打工仔，他们可能是为了赚一份比国内丰厚的工资，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们凭本分和良心对待每天的工作。这，就是德国人，能制造出奔驰和宝马汽车的德国人。
（杨征伟摘自2017年1月9日《羊城晚报》，杜凤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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