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和一群德国学生聊天，刚好是台湾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民进党“政府”试图在教科书里进行所谓“去中国化”，反对者则抗议纷纷。我问这些德国学生：“你们高中的历史课是怎么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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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教育权下放在各省自治，因此有些异同，但是在七嘴八舌的争相发言里，我发现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在他们的历史教学方式里，教科书不重要。一是，历史教学是开放式的。
如果这一课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那么老师在上课前要求学生读的会是很多第一手资料，譬如俾斯麦首相的演讲原文，要学生从演讲稿中研讨当时普鲁士的外交策略，从而略论普法战争的真正原因。除了了解德国观点之外，学生必须知道法国观点，老师可能用电脑放映图片放映当时法文报纸上的时事讽刺漫画、评论，或者画家笔下的巴黎街头图像。略论战争本身，老师可能出示一张他带来的1870年普鲁士的经济发展指标图，用来解释当时的“新科技”――譬如铁路的广泛使用和新制大炮的威力――如何使普鲁士在战场上占了上风。
也就是说，在整个讲课的过程里，教科书非但不是唯一的教材，而且不是核心的教材，甚至可能根本没用到。
第二个特征是开放式的教学。教学的主轴不是让学生去背诵任何已经写进某本书里的叙述或评价，而是要学生尽量从第一手资料里看出端倪，形成自己的判断。如果这一堂课的主题是纳粹，学生可能必须去读当时的报纸、希特勒的演讲、工会的会议记录、专栏作家的评论、当时的纪录片等等，德语论文网站，然后在课堂里辩论：纳粹的兴起，究竟是日耳曼的民族性所致，还是《凡尔赛合约》结下的恶果，还是经济不景气的必然?各种因素都被提出来讨论。至于结论，学生要透过资料的略论和课堂的论辩，自己来下。
满头卷发的路卡士说：“我们那时就读了托马斯・曼的哥哥亨利希・曼的书《臣仆》，因为他就认为德国人的民族性有惯性的服从性格。我们在课堂上就此辩论了很久。”
“我们还常常要作报告，”刚刚来到香港的汉娜说，“一个人讲45分钟，等于教一堂课。”
“你记得讲过什么题目?”
“当然记得，”她说，“因为要做很多的准备。我讲过英国的殖民主义。”在这样的历史教学方式里，教科书的地位，只不过是一个基本的参考数据而已。在众多一手和二手的资料里，包括演讲、漫画、照片、统计图表、新闻报道和学者评论、人物日记、法庭记录等等，教科书只是一个指引，不具任何一锤定音的权威。
开放式的历史教学，着重在训练学生应用材料的能力，尤其在培养学生面对纷杂的史实做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教科书充其量只是路边一个小小指路牌，不是烫了金的《圣经》。
“那考试怎么考呢?”
考试，他们解释，也不会以教科书为本，而是开放式的题目，都是要你写文章答复的，譬如“试略论俾斯麦的外交政策”或者“试略论魏玛共和国失败的原因”；测验的是一种融会贯通的见解，德语论文题目，教科书根本没有答案，也不可依赖。
如果教科书根本不被看做一锤定音的权威，如果课堂中的历史老师有独立见解，又有旁征博引的学问，如果我们的考试制度不强迫老师和学生把教科书当《圣经》，我们需要那么担心教科书的问题吗?历史教学的真正问题所在，恐怕不在教科书，而在教育的心态、制度和措施本身吧。
(摘自《洛阳晚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