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的游戏概念，是反抗工具理性和摆脱强制的尝试，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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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文化人类学的意义。就萨弗兰斯基来看，正是经过“游戏”，
人类才从自然走向文化，而席勒是率先提出这个观点的人之一。
上世纪末，德国“文学教皇”拉尼茨基结束德国电视二台那档名噪一时的节目“文学四重奏”后，不甘寂寞，独自主编，推出系列丛书“德语文学经典”，由岛屿出版社出版，再次引起轰动。有人质疑，德语论文网站，凭拉氏一人，有何资格，勒定德语文学的秩序？不过，责难之余，人们还是饶有兴趣，看究竟有哪些作家、并以何种方式被拉氏收入其“经典”。帷幕拉开。就戏剧系列而言，“经典”共分八卷，收作家二十四人，剧作四十四部，即平均每人约一点八部。仔细端详，可见谁受青睐。其中，以三部剧作入选的有：莱辛，克莱斯特，施尼茨勒，布莱希特；有四部剧作入围的是歌德。惟独席勒“鹤立鸡群”，携六部剧本上场。可见，在拉氏眼中，席勒该坐德语戏剧厅堂的头把交椅。
“文学四重奏”谢幕后，由哲学家斯洛特戴克（Sloterdijk）领衔的“哲学四重奏”，在德国电视二台旋即登场。斯氏有一固定助手，为德国当红哲学家和传记作家萨弗兰斯基。正值拉氏文学“选秀”节目达其高潮之际，席勒逝世两百周年纪念日来临。萨弗兰斯基以新作《席勒――德国理想主义的发明》（2004），与拉氏对席勒的推重交相辉映。
书名已告世人，倘若文学评论家拉尼茨基看重的是文学家席勒，那么在哲学家和传记作家萨弗兰斯基眼里，席勒的现代意义，是他在哲学上给人的启示。德国《明镜》周刊2004年10月的第四十一期上，德语论文，刊有记者对萨弗兰斯基的访谈录。文章题为：《一位清晰的天才――席勒传记作者萨弗兰斯基，五十九岁，谈作为哲学家的诗人1那被低估的意义》。如此看来，媒体对萨弗兰斯基此书的着眼点，心领神会。
萨弗兰斯基的席勒解读，自有坚实基础。席勒虽以文学创作、即以剧作《强盗》（1781）一举成名，但之前已表现出精微的思辨能力。
在席勒的学习年代，受启蒙理性主义思想的激励和经验主义的作用，有一大批医生和哲学家，尝试研讨肉体和精神的关系，并试图发现它们之间的隐秘。无论是身体决定精神的唯物论，还是灵魂统治肉体的泛灵论，都有不俗表现。年轻的席勒，作为医学专业的学生，以自己的毕业论文《生理学的哲学》(1779)，大胆涉入各路名家之间展开的论争。
受时风熏染，席勒在卡尔学校的老师，更倾向于唯物主义，推崇自下而上的、从肉体到精神的方式。而作为学生的席勒，挑战权威，选取的却是自上而下的、从精神到肉体的道路，提出了一种可以归结到上帝创世时的、统摄一切的形而上学的“爱”的哲学。因为就他看来，宇宙本生出自上帝“爱”的创造。但是，这种哲学虽可建立“生灵的伟大锁链”，但无法实现他论文所追求、对精神和物质、灵魂和肉体相互影响的一种合理解释。
那时，神经生理探讨虽已取得重大进展，对知性的剖析及对所谓自由意志的生理学定位，都获得振奋人心的发现。但人们依旧迷惑不解，一种可以测量的物质影响，如何能被当作意识经历；或者相反，意识又以何种途径，激发生理变化。席勒沿着这样的思考轨迹，设想着存在一种把物质和精神联系起来的“中间力量”，并称之为“神经精神”，并对此多方论证，但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个“其间”无法证明。
这篇论文由于其意气风发的修辞手段和对专业权威的莽撞无礼，也由于过度地脱离经验和趋于玄思，被评审委员会否决。但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席勒以后整个创作中的哲思倾向。而生理的唯物主义和充满激情的爱的哲学之间的冲突，将伴随席勒一生的创作。
让我们回到萨弗兰斯基席勒传记的题目。“理想主义”是他介绍或评论“哲学家”席勒的中心词。
何谓理想主义？萨弗兰斯基在此书序言中给出的首个定义是：倘若有人依靠激情的力量，比肉体所允许的时间活得更长。亦即精神战胜躯体，理念战胜现实，这就是理想主义。
德国理想主义的诞生地是耶拿。其代表人物，就哲学史来讲，人们一般提到的是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但他们先后来耶拿大学任教的时间是1794、1798和1801年。所以，真正开创这一传统的应是席勒。其标志性事件是1789年5月26日晚，他在耶拿大学作为历史学教授的就职演讲，以后正式出版的题目是：《什么是和为什么要探讨普遍历史》。
挟带着《强盗》一剧所赢盛名，席勒在去演讲大厅的路上，已像一位凯旋的统帅，由激动的大学生们簇拥向前。演讲大获成功，乃至于学生们随后手擎火炬，彻夜欢呼。
席勒在简短的引子后，就以让人抉择的措施，刺激年轻学子思考。他区分“谋生的学者”和“哲学的头脑”。前者注重物质利益和实际效果，依靠科学生活；后者追求精神价值和终极真理，为了科学生活，亦即韦伯以后称之为“以学术为业”(Wissenschaftals Beruf）的人。孰重孰轻，褒贬分明。演讲结束于一个充满激情的句子：“一种高尚的渴望必定会在我们心中燃烧，追求真理，伦常和自由的丰富遗赠。我们从前辈那里获得这种遗赠，必须让它丰富地增加，再将它重新传给后世，并从我们的资金中为此贡献一部分，把我们那不断流逝的此在，固定在这条永不消失、穿越所有人类蜿蜒而行的锁链上。”
正是这种高昂的姿态和求真的激情，为所谓的耶拿理想主义立下传统。当1794年费希特和1798年谢林也到耶拿大学，作就职演讲时，都以席勒式的激越，针砭市侩，光扬理想。
也正是这种关于精神理念的信仰，让他以后在康德哲学中找到知音。1793年2月18日，在给好友克尔纳的信中，他这样说：“除了这句康德的话，还从未有一个凡人说出一句更伟大的话。它同样是其全部哲学的内容：从你自身出发确定你自己；而在理论哲学中就是：自然受制于知性法则。”很显然，他在康德哲学中看到的不仅是人类自由的奥秘，而且还有精神高于物质的价值取向。
但是：“在康德的道德哲学里，义务的观念是带着一种严酷表述的，它吓退一切秀美，可能容易让一种软弱的知性，试图在修道士禁欲主义的阴暗道路上，寻求道德的完善。”(《论秀美与尊严》)席勒此言所指，显然是康德那对于“我头上的星空，我心中的道德法则”的名言。但就席勒看来，这种“应该”的道德律令，有违人的天性和自然，是强迫而非自由；而理想的人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该牺牲自己的自由。自由该在任何时空庆贺自己的胜利。这是席勒对康德的超越之处。而他的确也在自己多部著作中实践这一准则。
比如在他的成名作《强盗》中。信奉物质主义的弟弟弗朗茨，施展诡计，让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哥哥卡尔背弃家庭和社会，最后落草为寇。以后，卡尔携强盗伙伴，打回家乡。
弗朗茨眼见事败，自缢而亡。未婚妻阿玛丽娅要求卡尔改邪归正，而强盗们提醒卡尔，遵守他保持忠诚的誓言。最后卡尔杀死未婚妻，重新赢回自己的自由，向官府自首。再比如席勒的压轴之作《威廉・退尔》。神箭手退尔虽临危不惧，救助他人，但拒绝加入起义组织，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恰恰这种不介入的姿态，让他赢得个人的自由。最后，在起义者拘泥于策略考虑而无法及时行动的当口，正是自由的退尔，以自己出于本能的自发行动，引发了全民起义，挽救了独立事业。
席勒的理想主义倾向，用在艺术上，其特点是，精神为情感立法。他欣赏歌德的创作，认为歌德拥有出色的直觉的能力，能够轻快地依靠自己的情感，进行创作，并从中总结出歌德以“情感立法”的特征。而他自己则懂得另一种艺术，即以思想统帅情感，甚至以激情创造情感。
歌德和席勒的不同创作方式，其实也是两种不同的创作态度，即现实主义的和理想主义的。就席勒看来，现实主义在理论中是对感性的倚赖，在实践上是对自然和社会的臣服；而理想主义在理论上追求认识的绝对，在实践中坚持个人的意志。席勒认为，这两种立场，无论哪一种单方面地发展，都会导致著作或人物的扭曲变形。而在歌德的《威廉・迈斯特》中，这种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融合十分成功，因为主人公“从一个虚空和不定的理想进入一种确定的积极的生命，但未丧失理想化的力量”（致歌德，1796年7月8日）。
这是他在理论上找到的他和歌德之间的平衡点。但在实践中，他屡屡犯难：“因为，通常当我该进行哲学思考时，诗人会催促我，而当我该进行文学创作时，哲学的精神催促我”。(致歌德，1794年8月31日)
理想主义关于明晰的向往，必然导致探求绝对真理，正如席勒在《什么是和为什么要探讨普遍历史》中所呼唤：“一种高尚的渴望必定会在我们心中燃烧，追求真理，伦常和自由的丰富遗赠。”究竟何为真理？是否存在真理？激情澎湃之后，席勒也难免有此惶惑。作为医生，席勒知道：切开肉身，找不到灵魂，剖开大脑，找不到思想。他也在小说《见鬼者》中，通过哲理性的谈话，暗示了这点：即在世界秘密的帷幕后，空无一物。更形象化的是他的名诗《赛伊斯的蒙面神像》。根据教士的说法，遮有面纱的神像是真理。但为何无人撩起面纱，窥视真理？某个夜晚，一名年轻人斗胆揭开面纱。翌日早晨，神像前是他的尸体。席勒早于尼采多年，业已发现，真理是个可怕的事物。人们不该强行扯开真理的帷幕，否则会掉入深渊；相反该心怀对“神像”的敬意，去靠近真理。按萨弗兰斯基的说法，这是席勒的“审美的宗教”。
也就是说，席勒既能升华自身，攀至激情的高峰，也能让自己重新冷却，直至虚无主义的底层。他充满幻想，也了解无意义的深渊，所以在他的理想主义中，人们始终可以感受到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拗。
在上提那篇访谈中，记者曾问：“席勒具有什么现实意义？”萨弗兰斯基这样作答：“仅举一个例子，‘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此言出自席勒《论人的审美教育书简》。席勒在这本作品里，倡导通过审美教育，来解决现代社会问题，尤其想避免因法国革命而四处泛滥的暴力倾向。同样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特征。在他眼里，现代乃是一种处于功利强制下的文化，是一个合目的性的封闭系统。而席勒的游戏概念，是反抗工具理性和摆脱强制的尝试，因而具有文化人类学的意义。就萨弗兰斯基来看，正是经过“游戏”，人类才从自然走向文化，而席勒是率先提出这个观点的人之一。通过游戏(其中包括各种仪式、禁忌和象征)，人类本能的严肃性(包括性欲、攻击性)以及关于死亡和疾病的恐惧，会失去其威力，人也由此获得自由。比如色情，它导演距离的游戏，让人在若即若离中，享受和疏导爱欲；又比如体育比赛，它让人类的攻击性在游戏中得到宣泄，从而避免暴力冲突。游戏意味着，面对生命的严肃和强制，让人的身心得到放松和调节。文化一旦失去其游戏的能力，灾难就会降临。
始料未及的是，在席勒身后，他那对于游戏的社会乌托邦，尤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另一种极端的方式得到实现。人们越来越多地在虚拟世界中耗费生命。游戏的准则，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后，其结果是社会义务的消解和人类道德的沉沦。
本文起首处，我们曾引萨弗兰斯基对于理想主义的一个定义。其实，席勒自己对此也下过定义。1805年4月2日，他在给威廉・封・洪堡的信中说：“归根到底我们俩都是理想主义者……而我们将感到羞愧，倘若让别人以后议论我们，说事物塑造了我们，而不是我们塑造了事物。”
写此言时，席勒已病入膏肓，下面的5月9日，就是他的忌日。尽管如此，他那坚定的自由意志和昂扬的理想主义，不见任何懈怠。
一般说来，澎湃的激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原因是深思熟虑的缺席。但席勒不一样。他那理想主义的高昂精神，来自他真诚的生命哲学，所以历久不衰，炽热感人。
跟随萨弗兰斯基的这本“席勒传”，我们可进入席勒的生命与创作，同时接触德意志精神那个值得留恋的黄金时代，那个理想主义的年代。康德和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维兰德和赫尔德，歌德和席勒，施莱格尔兄弟和洪堡兄弟，荷尔德林和诺瓦利斯，一大批德意志文化名人，将依次登场。对于他们自身以及对于他们彼此关系的叙述，会帮助我们，理解德国乃至欧洲的一段思想史，并加深对当下社会及此在生命的认知。
人这个有情欲的生物，自他以大自然主人的姿态，在整个动物界卓然兀立起，就有着与身俱来的苦恼。物质与精神，始终是他必须协调的两歧。就西方世界而言，自苏格拉底以降，物质主义的急速膨胀，造成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失衡，给人类社会造成危机。席勒是欧洲思想史上注意到这个现象的先驱之一。他上承十七、十八世纪德国虔敬主义修身治家、进而在理性和良知基础上改造社会的传统，下启猛烈批判基督教信仰和现代工业文明、要求重估一切价值的尼采哲学。其以精神治理物质、以灵魂统领肉体的理想主义姿态，尤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排闼而来、物质与精神之关系严重失调的今天，更具现实意义。
萨弗兰斯基的这本“席勒传”，以“理想主义”一词对席勒的解读，既触及到席勒生平与创作的实质，也对物质主义至上和商品逻辑泛滥的当下社会，给出一个提醒，开出一张药方。
2017年暑假于上海
卫茂平，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专业主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