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4年德国独特道路”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命题，是德国知识精英在德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矛盾冲突剧烈的背景下提出的德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作为这一模式核心内容的“政府干预型国家”，包括政府强有力的关税保护、支持垄断公司发展、主导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大力发展教育科研，以及极具特色的全能银行制度等。德国工业现代化经验教训值得在同一发展阶段的中国借鉴和参考：既要发挥后发国家政府的引导影响，藉此提高工业化效率，也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公平发展；同时，还要认识到这一模式的局限性，适时对现有的社会经济体制进行修正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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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德国 独特道路 国家干预 社会保障 全能银行
【中图分类号】K518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中国政府和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自信心不断增强，但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导致了近年来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这与1914年的德国有很大相似之处。1914年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鼎盛时期，经过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洗礼，德意志帝国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和贸易大国，但也面对着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矛盾大大激化等问题。探讨总结近代德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对加快中国经济转型、缓和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1914年思想与德国独特道路
1914年，是德意志民族自信心最高涨的一年。德国知识分子总结了德意志干预型国家的经验，提出了“1914年思想”，确立了“德国独特道路”的意识形态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
1914年德国独特道路的现实基础。在1871年德国统一之前，德意志已经完成了农业革命，经历了1835～1850年和1850年以来的两次工业化，工业革命成果广泛普及。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后，俾斯麦政府继承了普鲁士的改革模式，领导德国走上“自上而下”的发展道路，其特征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力。1873～1879年欧洲爆发的经济危机又一进步加剧了这种趋势，使早期处于犹豫、摸索阶段的现代干预型国家，目标更明确，发展思路也更清晰。
德国的国家干预主要体现在支持垄断公司发展和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在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下，德国公司很快地走出了大萧条，1886年到1913年这17年中，德国工业得到极大发展。到一战前夕，德国人口达到6698万人，城市化率达到60%，钢产量2794.3万吨，铁路里程61000公里，航运300万吨，均超过英国，煤炭产量接近英国，现代化基本完成，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和科技强国。德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既是“1914年思想”的催化剂，又是德意志帝国干预政策的现实基础。
1914年德国独特道路的思想基础。德意志独特道路的意识形态包括贸易保护、社会和谐和国家干预三个方面，其形成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基础。
经济与贸易政策的思想根源是李斯特理论。李斯特认为，落后国家应对决定国计民生的关键产业和关键技术实行贸易保护，只有经济发展达到先进工业国的同等水平时，才能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社会和谐思想则主要源自当时德国知识界对德国处在经济发展中的“二律背反”状态的自发或自觉性反应。德国工业革命并未彻底消除前工业社会以容克地主阶层为代表的封建精英势力，处在社会底层的平民阶级在社会分配中处在明显弱势地位。①因此，以暴力革命为取向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底层民众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响应。为了确保威廉二世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德国的知识界有必要为国民提供一种稳健的思想基础，以形成社会共识。
国家干预思想来自地缘利益冲突。崛起的德国非常清楚，贸易市场和资源总量在一定时间内总是有限的，工业发达国家将在包括贸易和军事在内的所有领域展开制度竞争。德国知识界精英认为，以国家干预为主要手段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将具有制度性的竞争优势。
1914年德国独特道路的主要内容。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德国的知识精英们从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中看到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形成的可能。为维护社会稳定，德国知识分子从来不认同激进和暴力的法国大革命，也不认同俄国的专制主义统治，而是希望以社会进化式的缓慢改革达到理性社会。德国知识分子认为，德语毕业论文，法国大革命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是“真正的十足商人理想”，为的是“迅速赢得所有人的赞同”，空虚飘渺，难以实现。他们希望寻找一种既不同于西方民主，又不同于东方专制（俄国）制度而且符合德意志民族本性（文化、心灵、自由、艺术②）的新的社会秩序，用以解决国内的教会对立、宗教歧视、党派纷争和劳资冲突，这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的改革设想，被称为“1914年思想”。
“1914年思想”是针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思想提出的，德国知识分子将“1914年思想”与“德意志干预型国家”模式一起称为“德国独特道路”。
“1914年思想”的具体内容是：第一，以有节制的德国式自由取代普遍的法国式自由；第二，用德国军队中“战友式关系”取代法国式的肤浅平等；第三，用民族的社会主义取代博爱；第四，以领袖取代公务员；第五，呼吁内部和谐，反对阶级对立；第六，提倡“闭锁的贸易国”，反对“世界贸易国”；第七，强调民族教育观，培养青少年的战斗共同体精神。
德国独特道路的实施路径是以国家干预为典型特征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模式，政府通过有目的的经济景气政策、结构调整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等手段，来消除阶级对立，缓和社会矛盾，维持德国内的稳定、有序和发展。
德意志干预型国家的政策和手段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也是发展最全面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英、美、法等国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相比，德意志帝国的工业化进程具有明显的国家组织和干预特征。
实施关税保护政策。由于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银行仍然遵循金本位准则，学术界也没有发展出信用货币的中央银行理论，更无利用国家主权开发金融产品的政策思路。因此，政府无法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为反经济周期的调控手段，结果，在帝国政府的各种干预政策中，贸易保护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是最重要和最有效的干预方法。 在普鲁士早期，出于促进本国农产品和工业品出口的目的，俾斯麦政府一直奉行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直到1871年德国统一时，德意志关税同盟仍是和英国一样的自由关税。但是，1873～1879年持续性的世界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了德国的重工业和纺织工业，产品竞争力下降；同时，自19世纪70年代起，来自美国和俄国的廉价农产品的竞争，使德国农业几乎失去了西欧市场，国内市场也受到了美国、俄国、匈牙利等国低价农产品的挤压。此时，法国、奥匈帝国等欧洲大国都逐步放弃了自由贸易，转而实行高关税政策，德国处于欧洲大陆的高关税包围之中。
于是，1879年6月，俾斯麦政府进行关税改革，实施新关税法案。根据该法案，德国对皮革、纸张、木制品以及某些金属和化学制品等多种进口产品征收进口税。随后，德国政府又在1885年和1887年两次调整关税，其中粮食进口税大幅度上调，到1887年，农产品的关税率已是1879年的五倍。
保护主义是应对萧条的一种调整方式。19世纪90年代，当德国已成为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化国家时，其工业产品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卡普里维政府就转向了重点鼓励工业产品出口的外贸政策。卡普里维政府与有关国家缔结了一系列条约，以调低农产品进口税为代价，换取了向周边农业国家出口工业品的便利，用温和的关税政策，德语论文网站，保证了德国工业产品的国外市场。
扶植垄断公司。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垄断组织卡特尔的国家，在德意志统一前的1865年，德意志区域就有4个卡特尔组织，并在经济危机和萧条时期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后，俾斯麦政府认为，在现代化技术条件下，经济上的巨型组织远比那些中小企业更有效率，指挥起来也更方便。1878年，帝国政府颁布了《德意志企业法》，承认卡特尔协议具有法学效能。到1895年，这种具有垄断性的现代工业大公司体系在德意志已经形成，卡特尔组织也由1879年的14个发展到1895年的250个，到1911年又增加到600多个。而更高一级的垄断组织，如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也先后在采矿、冶金、钢铁、化学、电气、光学等新兴部门出现。
从企业规模看，1910年，英国拥有股份企业和联营企业五万家，每家企业平均资本不足100万马克，而德国只拥有五千家这类企业，但每家企业的平均资本均超过了300万马克。政府的大力支持，使德国大公司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发展，呈现出加速度的趋势。在当时的世界工业经济体系中，这种大公司和大垄断组织，形成了德意志民族国家所特有的令世人生畏的大规模生产组织能力。
主导铁路建设。德国铁路始建于1835年，至1870年德意志帝国统一前只有18560公里，1890年则增至41818公里，20年内铁路里程数增长了1.3倍之多，居欧洲各国之首。
在铁路建设过程中，德国政府发挥了主导影响。从1879年开始，政府以债券交换股权的方式对铁路进行国有化，各州开始接管私人铁路。1920年，德国铁路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国有化，1924年正式成立了国家铁路。③在铁路国有化的推动下，德国形成了布局合理、高密度的路网体系。铁路建设极大地刺激了钢铁工业、机械制造业、冶炼业的高速发展，全面推进了德国的工业化进程。
德国政府对铁路改革的支持政策有五个方面：第一，德国铁路企业从按照私营公司组织运作的大型服务企业向履行管理职能的公共权力机构转换；第二，联邦政府负有对联邦铁路路网新建和改扩建进行投资的责任；第三，通过组建联邦铁路资产局，负责历史债务处置、特殊资产管理等；第四，联邦政府每年向各州政府拨款，用于地方政府购买公益性的短途客运服务补贴；第五，通过税收杠杆调节公共铁路运输，逐步解决公平赋税、平等竞争等问题。
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德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贫富差距过大，劳资纠纷强烈等社会问题。为维护社会稳定，俾斯麦政府在19世纪末就建立起了社会保险制度。1883年到1889年，帝国政府相继颁布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老年、残疾、遗属保险法》，并于1911年将这些法规综合为单一的德意志帝国法典，这是世界上第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险体系，也是德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开端。随后，1911年帝国政府又制定了《职员保险法》，1923年制定了《帝国矿工保险法》，1927年制定了《职业介绍和失业保险法》，最终形成了一个涵盖每个成员的生、老、病、死以及教育、疗养和住房等社会福利网络。
德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过程，遵循了三个重要准则：即权利和义务相统一；以交费为条件享受保险；保险费用多方面分担。这也成为后来各国建立社会保险体系的理论基础。
大力推进教育科研发展。从1835年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起，德意志就开始加大教育投入，以满足机器生产和技术进步的需求。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后，政府开始对国民教育实施国有化改革，建立了多层次的现代教育体系和高水平的科研机构。
统一之前的普鲁士用于教育经费的投入约为215.6万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3%；德意志统一之后，教育经费投入猛增，1880年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1900年则达到1.9%，远远超过当时欧洲其他国家的教育支出。1913年，德国教育经费投入达到16363.2万美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6.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仅次于当年的国防经费开支。
德国是义务教育的发端国，从1763年到1819年，基本完成了义务教育立法，对初等教育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制度。1911年，德意志帝国的国民学校达到了63037所，在校学生达到了1034万人，入学率接近百分之百。在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的同时，德国政府还对各个层次的学校教育进行了改革，建立起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等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以及师范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业余教育等多级别的教育层次，用于满足不同教育水平民众的需要。
1913年，德皇威廉二世为表示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威廉皇帝科学促进协会”，下属机构有：威廉皇帝探讨所、威廉皇帝生物探讨所、威廉皇帝人类探讨所、威廉皇帝煤炭探讨所等机构。纳粹时期，探讨所获得了数额巨大的财政资助，其探讨成果极大地促进了德国基础科学和运用科学的发展。二战后，威廉皇帝科学促进协会更名为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协会。目前，该协会拥有80个分支探讨机构，从威廉皇帝科学促进协会成立以来，共有32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项。2017年，在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Times Higher Education）的非大学类探讨机构的科学类排名中，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协会名列第一，技术探讨专项类排名名列第三。 建立全能银行体系。德意志帝国是欧洲后起的现代化国家，与英法等老牌工业化国家的银行体系差别明显。英法等国的银行保留了票据银行与投资银行，单家银行实力相对较弱，而德意志大银行则兼具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双重功能。例如，当时德国最大的德意志银行既能够从事信贷业务，也能够从事债券和股票发行业务，其企业章程规定，“企业的经营涉及各类银行业务，但主要致力于提高和促进德国、其他欧洲各国以及海外市场的贸易关系”，其业务范围涉及国内和国际不同领域，甚至还可以发行钞票进行融资。
以德意志银行为代表的德国大银行通过长期信贷④、银团贷款、证券承销、直接参股等形式，直接支持参与了德国众多公司的设立、改组、海外扩张，业务触角远及美国、英国、中国、日本等国家。银行家们以在支持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远见卓识、勇于冒险的创新精神和巨大的融资能力，使大银行成为了德国工业化发展的核心。在巨型工业公司里，这些大银行通常是最大的股东和资本的提供者、合并的组织者以及“卡特尔的催化剂”，而这些与大银行密切关联的工业巨头又经常是每个行业的少数统治者。因此，德国大银行这种全能银行的特殊属性，是德意志实现工业资本集中化和垄断化的主要因素，是德国“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模式发展的强有力的促进手段，而对现代化大工业的高度参与，也使1914年的德国银行业称雄世界。1914年，《法兰克福报》宣布，德意志银行已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
1914年德国独特道路的经验和启示
中国自1979年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获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同时也面临着社会矛盾加深、生存环境恶化、粗放型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对1914年德国独特道路的思想内涵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可以看到中德两国在工业化、城市化阶段面临着一些共同问题，德国独特道路的经验和教训也给我们研讨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政府干预在现代化后发国家的主导和推动影响。与德国的工业化进程类似，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也是在战争之后，而且是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农业国全方位展开。中国政府与1914年前后的德国一样，也是以国家为主导，全面实施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实现了自上而下的主动式改革，其工业现代化方法主要是由国家组织建设大型项目和大型国有公司，实施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逐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实行义务教育和健全完善国民教育体系。从德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实践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发展来看，由政府主导和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是后发国家摆脱贫困、加速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产业工人数量迅速增加、劳资矛盾剧烈冲突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是德国各派势力和利益集团政治妥协的结果。德国实践表明，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是实行人道主义和加强人权安全保障的内在要求，是社会安定发展的稳定器。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不仅有效地改善了产业工人和底层人民的生存处境，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缓和了社会矛盾，同时还提高了德国社会的文明程度。毋庸讳言，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主要社会矛盾和难题。十八大已经提出要把改善和保障民生建设作为加强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对此我们可以更多地借鉴德国经验，以建设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
金融支持机制是后发国家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推手。与英国、法国、荷兰等传统国家工业革命历程不同的是，现代化后发追赶型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时间更为紧迫，私人资本家和国家财政原始的资本积聚方式无法满足现代大工业化的资金需求。因此，具有巨大融资能力的金融机构就成为满足巨额工业资本投资的主要工具。德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正是依靠德意志银行等全能银行应用多种金融工具弥补了政府财政投资和私人资本的不足，同时，由于具有强大的资金动员能力和勇于承担风险的金融本性，德国的大银行还发挥着引导国家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性影响。
在197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国工、农、中、建、交等国有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发挥了巨大的金融支持影响。1998年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之后，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在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工业化进程、发展国际贸易等方面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战略引导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一方面，我国大银行越来越趋于综合化经营，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也在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司，特别是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银行信贷、发行债券、金融租赁、信托项目、风险投资等不同渠道获得资金来源。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支持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服务民生方面还将发挥更大的影响。
警惕民粹主义，及时调整社会发展方向。对1914年德国独特道路的思想内涵和国家干预型经济政策的探讨，使我们对德国工业化的实践和经验有所了解和认识，并得到相应的启发和借鉴。但是，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也让我们认识到，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模式都有其局限性。在狂热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德国很多伟大的公司家和银行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战争的漩涡，并在二战中成为纳粹的帮凶。例如，1948年，由于直接参加了“雅利安化”等犯罪活动，德意志银行被盟军司令部拆散⑤；第一家为工人提供福利保障设施的德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公司家艾尔弗雷德・克虏伯，由于在战争中支持纳粹，战后被判处12年监禁。
1949年，在阿登纳和艾哈德等领导下，德意志人民建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颁布了《基本法》，规定德国是共和国、民主制、联邦制、法治国家和社会福利国家。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德国探究建立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德国再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德国重新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注释
从19世纪80年代到1914年为止，仅就收入来源而言，国民收入从180亿元马克增加到500亿马克，增长了277%，但工人和下层职员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长率不到1%。 托马斯・曼对德意志的民族特性的描述是：文化、心灵、自由、艺术，而不是文明、社会、选举权。
德国铁路在1994年又再一次实现了私有化。
1873年之后，德国银行业进入了兼并重组阶段，最后形成了以德意志银行、德意志商业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三大股份制银行为代表的全能银行体系，其中，德意志银行的实力最为雄厚，对德国乃至欧洲的工业现代化作用最大。
1957年，被拆散的德意志银行再次合并恢复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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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凌肖汉
郭新双，国家开发银行信贷局局长、高级经济师。探讨方向为信贷管理。郭红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导。探讨方向为财政金融。主要作品为《国债宏观经济效应探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