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法兰西语境中的译介历程与选择因素[西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西语论文 责任编辑:姗姗老师
更新时间:2017-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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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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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中，老舍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值得特别关注。在中国，普通读者对老舍非常了解，一般都知道他在1949年前创作小说的《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对他的戏剧《茶馆》也很熟悉。唐弢认为，“老舍的著作大多取材于城市下层居民的生活，讲究情节的波澜起伏，善于应用精确流畅的北京口语。一部分著作受有英国小说的明显作用，主要是取其幽默风趣和用语机智俏皮的特点。他一向注意写得通俗易懂，后来又努力于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工作。他的著作特别在城市居民中拥有广泛的读者。《骆驼祥子》译成多种外文后，得到了较高的国际声誉。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作用。”事实上，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他的著作在西方世界受到持续的关注，为扩大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作用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旨在对老舍著作在法国的翻译历程做一梳理，并就老舍著作在法国的译介原因与选择因素加以考察。
一、老舍著作在法国的译介历程
谈到老舍著作在法国的翻译，我们首先会想到保尔·巴迪在1984年的那篇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章：《时间之门：遗忘和复归的老舍》。保尔·巴迪是法国探讨老舍的专家，对中国现代文学有着独特的看法。他的这篇文章的标题可以让我们想起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巨著《寻找失去的时间》（一译《追忆似水年华》）。在我们看来，文章作者的本意，恐怕就是想借此突出老舍的小说《正红旗下》所具有的特别价值。他认为，“如果没有这部老舍很不幸未能完成的杰作，老舍就永远不可能让人知道他复归的时光”。在文章的开头，保尔·巴迪指出：
直到最近几年，老舍（1899-1966）的小说著作才作为一个整体出版，其小说创作即使不能说是闻名世界，至少也是个很坚实的参照。自这位作家在1978年6月恢复名誉以来，他的一些著作被发现，一一整理出版，这关于我们来说至少是一种极大的补偿。老舍著作的整体问世，在本质上非但没有推翻专家们赋予老舍的一个小说家和天才作家的形象，反而极大地丰富了这一形象。
1978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因为这一年标志着改革开放的开始。老舍名誉的恢复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思想的解放关于作家价值的重新肯定所起的影响。从1966年老舍由于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折磨而自杀到1978年期间，事实上老舍的生命和他的著作这两个方面都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但从1978年起，由于他的著作被重新认识，不断出版，老舍的精神生命得以复活，而且他的形象不断得到了修正、补充和丰富。
关于法国读者来说，在1978年前，对老舍并非完全不了解。早在1947年，法国的阿尔托出版社就出版了老舍的《骆驼祥子》，法文题目为Coeur-Joyeux coolie de Pekin（《北京苦力祥子》，并且列入了《世界名著》丛书。不过，这个译本并不完整，而且译者让·普马哈是根据伊文·金的美国译本翻译的。巴黎第四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安娜-程（中文名程安兰）认为，老舍的这部著作“当今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但是很不幸，不少译本都是以1945年美国伊文·金的翻译为基础翻译而成，而伊文·金擅自将小说的结尾改成了大团圆的结局！”事实上，这个《骆驼祥子》的第一个法文译本并没有忠实于老舍的原著，很多章节被删除，是一个很不完整的译本。就我们所知，伊文·金的英译很不忠实于原著，老舍曾就译者对原文的随意删改上诉美国法庭，并获准更换了译者。
1955年，老舍的另一部著作《四世同堂》在法国与读者见面。该小说的法文书名为La tourmente jaune（《黄色风暴》），译者为克莱蒙·勒克莱，由普隆出版社在《交叉火光》丛书中推出。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译本也是根据美国译本翻译的，而且也很不完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两部翻译著作都是从美国的英文译本转译的，而且都不完整，但就对老舍著作的选择而言，可以说是非常准确的，因为这两部著作是老舍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虽然其法文译本没有唤起法国读者对老舍的普遍好奇心，对老舍予以应有的关注，然而老舍的著作当时却有幸被法国出版社列入《世界名著》丛书，这说明其创作的独创性已开始被异域所关注。两年以后，即在1957年，老舍的《猫城记》由弗朗索瓦一彭塞翻译，由法国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列入了《异域文学》丛书。
此后，老舍著作在法国的翻译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沉寂，法国读者差不多等待了十多年，才有幸读到了《骆驼祥子》的一个新译本。相比之下，这一译本较为完整，法文名Le Pousse-pousse（《人力黄包车》），由弗朗索瓦·程（即法兰西院士华裔作家程抱一，又名程纪贤）翻译，于1973年由著名的罗贝尔·拉丰出版社在《亭子丛书》出版。弗朗索瓦·程中法文俱佳，他出生在中国，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中文修养极高。比起其他译者，如与让·普马哈相比，他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帮助他更为深入地融入原作。可以说，是弗朗索瓦·程开启了一条使法国读者走近老舍，了解老舍，同时也有利于了解中国的道路。此时，中国正值文化大革命。需要指出的是，历史总是经常发生矛盾：老舍得以在国外被广大读者所认识和阅读，可在当时，他的著作却在其祖国被禁止。弗朗索瓦·程在他的译作的“告读者”中指出：“矛盾在于，自老舍悲惨过世以后就一直被认作是反革命分子，当今中国再难觅得《骆驼祥子》的影子，可在同一时期，《北京苦力祥子》继续在美国出售，自1946年起已有百万册之多。美国的译本与我们在《亭子丛书》推出的译本不同。与很多中国的当代小说一样，《骆驼祥子》有着不同的版本。”弗朗索瓦·程在此谈到了老舍的著作在其祖国和在外国的不同命运，同时也提出了一个译者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选择哪个版本进行翻译。事实上，如弗朗索瓦·程所说，中国现代小说和当代小说经常由于政治原因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具有不同的版本。就我们所知，老舍的《骆驼祥子》至少有两个版本。弗朗索瓦·程为了尝试着介绍真实的老舍，对翻译版本的选择非常慎重。弗朗索瓦·程的法文译本参考了“各种资源，采用了北京的最终版本作为基础，但是也特别恢复了最后一章中某些被删节的内容，这些删节似乎在忠实性和真实性方面，甚至更简单地说在小说的生动性方面削弱了小说。”译者的苦心是显而易见的：通过恢复这些被删节的内容，他想要还给原作者以著作的忠实性和真实性。在翻译的过程中，这种关于真和美的追求几乎是所有严肃的译者所共同关心的事情，弗朗索瓦-程的努力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翻译不是译者的一个完全独立的活动，每一个译者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作用翻译活动的因素的限制，这些因素包括从文本的选择到翻译的策略。尤其是书籍的出版要依赖于出版商，“出版商就拥有了很不同寻常的权力来保证出版，出版的意思就是说使一个文本和作者最终达到一个被人所知、所承认的出版（8ffentlichketi）的状态。” 如果说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最终确定的版本中，最后一章可能由于政治的原因遭到了删节，而这些删节又损害了著作的忠实性和生动性，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弗朗索瓦·程的译本中也同样可以发现一些删节。应该说，这类删节不是出于政治性的，而是出于其他的原因：一方面，出版社为了赢得更多的读者，不得不对原文有所改动或删节，这在法国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中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中国经典文学除外）；另一方面，在翻译策略上，文字的改动有出版者或翻译者对读者的趣味和接受心理与习惯的考虑。《红楼梦》的法译者李治华先生在对于《骆驼祥子》法文翻译的评论中，对让-普马哈和弗朗索瓦·程的两个法文译本进行了比较。他认为让·普马哈的翻译错误很多：“我买了一本，对照原文看了几页，发现错误百出，不堪卒读。”对于弗朗索瓦，程的翻译，他认为很有特色，他这样写道：
1973年，《骆驼祥子》的第二个法译本由巴黎罗贝·拉丰（ Robert Laffont）出版社出版，我看了以后，觉得与前一译本迥然不同。新译本是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文学院中文系程纪贤（FranCois Cheng）教授所作。程先生的译文非常流畅，读起来像是一部直接用法文写成的小说，令人钦佩。不过，在我记忆里，仿佛老舍的原著更为丰富充实。
李治华对该书的翻译情况作了考证。他说他曾“邂逅程氏夫妇，谈起《骆驼祥子》的翻译，程氏说这是一部集体译作，他夫人和女儿也曾经参与此事。程夫人是法国人，他们的女儿程安兰在法国出生，攻读中文，曾在北京留学，翻译过《论语》。程氏屡次在法国农村度假，着意汲取农民俗语以活跃译文，并先后数易其稿。但他自己对现译文仍不满意，表示日后如有机会当再加修改。”李治华以原文对译文进行了比较，他认为“程氏利用法国农民口语来翻译老舍作品的做法实应提倡。”但是，“《骆驼祥子》是一部乡土色彩极其浓厚的小说，描写北京名胜古迹、街道市容、时令气候和风土人情淋漓尽致、细腻入微，令人读了恍如身临其境。而且作者应用纯粹的北京口语，有时还掺杂一些北京土话，读起来特别够味儿。程纪贤不是北京人，没有在那儿长期住过，所以翻译起来十分吃力。”在李治华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北京口语的传神翻译的重要性及其困难。除了翻译上的问题，李治华认为：“更为严重的是，译者对原作品了一些删节：有的删去几个字句，有时成段删削，甚至整章略掉，如第十章。原著24章，译文只有23章。如此大量删节，译序竞未加以说明，似欠恰当。”。有鉴于此，李治华希望有另一个真正符合“信、达、雅”要求的译本出现。李治华的希望没有落空，在弗朗索瓦·程的翻译问世差不多20年后，我们看到了菲利普·皮基耶出版社出版的《骆驼祥子》修订增补版。这个翻译本实际上是弗朗索瓦·程的翻译的修订、增补和改进版。译本由程抱一和他女儿程安兰共同署名，表明这是他们父女二人共同合作翻译的成果。
1978年，官方恢复了老舍的名誉。就在这一年，在Reclus-Huang Chou-yi女士的主持下，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用中法两种文字对照，出版了老舍于1959年创作的三幕话剧《全家福》，法文名为Les Retrouvailles。这部中法对照版的集体译作几乎可以没有引起读者的注意。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老舍著作的法译开始增多。一方面，在中国国内，外文出版社为了推动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采取了一种相当积极的态度，主动向外国公众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著作。该出版社用英语或法语有步骤地出版了鲁迅、巴金、老舍等中国著名作家的代表性著作，统一纳入《凤凰译丛》。作为中国现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老舍的剧作《茶馆》于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法文版。1982年，由Sophie Loh，翻译的法文版《宝船》也由该出版社出版。三年以后，《骆驼祥子》法文版问世，法文书名为Le Tireur de pousse-pousse。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这三部法文译作通过巴黎的友丰书店进入了法国读者的视野。另一方面，在法国，伽利玛出版社陆续出版了老舍的多部著作：1982年，出版了老舍短篇小说选，法文名为Gens de Pekin（意为《北京人》），由保尔·巴迪、李治华、弗朗索瓦·莫勒、阿兰·佩罗布和马蒂娜·瓦莱特一埃默里合作翻译，西语论文网站，收入《世界丛书》；1986年，《正红旗下》和《离婚》问世，由保尔·巴迪和李治华合作翻译，也收入《世界丛书》。2001年，一个名为《我这一辈子》的文集被收入了该社著名的口袋书系列Folio丛书，后来收入该丛书的还有《正红旗下》（2003年）和《离婚》（2003年），这些著作多次重印，大大扩大了老舍在法国的传播。
除了伽利玛出版社在老舍著作的翻译和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外，还有一些出版社所做的贡献也不能被忽略，譬如说水星出版社、菲利普·皮基耶出版社、法国东方出版社、阿尔莱阿出版社和友丰书店。水星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了由Xiao Jingyi翻译的《四世同堂》的第一卷（1998年收入Folio丛书），1998年出版了由尚塔尔·安德罗翻译的第二卷（2000年收入Folio丛书），2000年出版了由尚塔尔·陈一安德罗所翻译的第三卷（2001年收入Folio丛书）。菲利普·皮基耶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了由克洛德·巴彦翻译的《二马》，2001年出版了由克洛德·巴彦转译自英文版的《鼓书艺人》，2003年又出版了克洛德·巴彦翻译的短篇小说集，名为《从不说谎的人》。法国东方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了由热纳维耶芙·蓬塞翻译的《猫城计》（1992再版，收入Presses Poicket口袋书系列）。阿尔莱阿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了由Lu Fuiun和克里斯蒂娜·梅莱合作翻译的《牛天赐传》。友丰书店于1999年出版了由克洛德·巴彦翻译的《小坡的生日》。
在上文中，我们简要地梳理了老舍的著作在法兰西的翻译历程。根据我们的统计，老舍是在法国翻译最多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包括复译本，先后共有21种之多。事实上，和其他中国作家相比，老舍在法国的译介和传播中处在一个相当突出的位置。通过梳理和审视1947年至今老舍在法国的翻译轨迹，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老舍在法国的翻译具有一些重要的特点。第一，翻译没有局限在老舍的代表作，譬如《骆驼祥子》、《茶馆》。事实上，翻译涵盖了他不同类型的著作，如小说、短篇小说、戏剧、杂文，甚至还有评论。比如，保尔·巴迪翻译并于1974年在法国大学出版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老舍的《老牛破车》，法文题目是《老牛破车--小说的自评集和谈幽默》。这些类型众多的翻译帮助法国读者不断走近老舍，理解老舍，同时也有利于法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学的风貌。第二，如果我们同意瓦尔特·本雅明的观点，认为翻译是原作的一次重生，是原作生命在异域的再生，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老舍很幸运地遇上了像程抱一、程安兰、保尔·巴迪、李治华和克洛德·巴彦这样的高水平译者。正是这些译者保证了对著作的精心选择和翻译的质量。多亏这些优秀的译者，老舍的文学生命得以在法兰西的延续。我们认为，在文学的对外译介和传播中，对所译著作的选择和翻译质量的保证，实际上关于原作者的形象和著作的传播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在老舍著作的译者中，保尔·巴迪不仅仅以翻译质量而出名，而且还特别以他的评论和对老舍著作的深入探讨而出名，他是法国公认的老舍探讨专家。譬如说他的译作《离婚》就被著名比较文学专家、巴黎新索邦大学张寅德教授评价为“既优美又忠实的译本”。@他对老舍的探讨以感觉敏锐和观点独到而著称。比如，他通过对老舍短篇小说的深入探讨，质疑了夏志清的“老舍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缺乏才能”的观点。弗朗索瓦-程，也即后来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程抱一先生。关于法国读者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标杆意义的代表性人物，他具有对于东方的深厚知识，特别是具有对于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丰富学养，为吸引法国读者接受老舍，了解中国现代文学起到了很大的影响。第三，翻译不仅仅是译者的一种孤立的行为。当我们审视翻译和读者接受的情况时，不应该忽略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中国的开放关于把老舍的著作翻译到国外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大多数关于老舍的翻译都是在1978年以后完成的。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在世界舞台上中国作用的增强，我们可以期望外国公众对中国当现代文学的兴趣将逐渐增大。第四，复译关于改善译作质量是非常必要的。在老舍的著作中，《骆驼祥子》是被翻译的最多的。从让·普马哈的译本到程抱一的译本再到程抱一和程安兰的升级版本，跨出的每一步不仅仅是翻译质量的进步，更是著作传播的一种扩展。事实上程抱一和程安兰的译作吸引了法国公众去关注老舍，再经由老舍的著作去关注中国社会，特别是去关注老北京，因为老舍在他的著作中别具一格地再现了老北京：“尤其是老北京的小人物，他们的职业、他们的生活、他们妙不可言的语言和他们的悲欢离合”。 二、法兰西语境中的老舍：异国情调与独特性
通过上文对老舍在法兰西的翻译历程的梳理与简要略论，我们看到了著作的选择与译者水平的重要性。为什么法国人会选择并且偏爱老舍？为什么第一部被翻译的老舍著作是《骆驼祥子》？这些问题，对我们思考中国文学在异域的译介与传播来说是不可回避的。法国著名翻译学者安托万·贝尔曼指出：“梳理翻译史，在于耐心地去重新发现翻译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不同的翻译空间中所置身的无比复杂且难以适从的文化环境。同时还要从对历史的了解导向对现时的一种开放”。作为跨文化的交流活动，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向他者的开放和对自身的丰富。翻译活动的动机和追求，就其根本而言，首先在于对他者的了解需要。而独特性，往往是选择一位作者和拟译著作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歌德曾经指出：“探究我们特别喜爱的著作的独创性即其内在性，是每个人应做的努力。因此，首先必须审视相对我们灵魂来说这种内在性到底是什么，这种鲜活的力量在何种程度上激发并丰富了我们的灵魂”。就老舍著作的翻译来而言，选择《骆驼祥子》进行翻译，无疑可以被解释为是一种向他者和独特性敞开的需要。然而，对法国读者来说，要想真正理解一部中国文学著作，领悟其独特的价值，必须要对源语国家，即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有个基本的理解。确实，《骆驼祥子》的翻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果不了解孕育这部著作的社会与文化，就很难能对这部著作的独特价值有真正的理解。《骆驼祥子》的第一位法文译者让·普马哈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他的译本中，他通过副文本的方式就此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在译作的“引言”中，让·普马哈开门见山。强调指出了理解老舍这部著作的困难以及读者了解中国的特点的必要性：
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如此吸引人，又是如此陌生。如果读者不想在阅读《骆驼祥子》这部著作的过程中时刻感到困惑，那就绝不应该忽视中国社会的一些特点。
我们发现，在译作的“引言”中，译者既没有谈论作者也没有谈论著作本身，而是尝试着向法语读者介绍中国的诸多特性，诸如中国的习俗、中国人的特性、语言和独特的文字等等，甚至还有一小段对小说故事发生的所在地北京城的简要介绍。在介绍中，译者几乎以扩张的笔触，以“他者”作为参照，强调国家的不同，语言的相异，突出相关于法国的“异”，甚或对立。中国的“异”，成了读者阅读这部著作时不至于时刻感到困惑的参照点。比如译者向法国读者这样介绍道：
中国的大部分习俗都与其他国家的习俗相反。男子的普通着装是长袍，女子穿的是裤子。在中国，人们用碗吃饭，用大杯喝酒，服丧着白衣。
在用神灵或魔鬼的名字来咒骂时，他们的脑海中不会浮现出任何咒骂天子的念头。中国人习惯用对于性器的字眼来骂人。有些骂人的话，要是逐字翻译成法文，粗俗之至，让人头发都竖起来，可他们骂起来，就像法语中“见鬼”、“活见鬼”或“魔鬼”一样平常，没什么骂不出口的。
中国人只要用眼睛看一看对话者，就能表达各种感情。要是有人做了卑鄙的事或者见不得的人的事，感到理亏时，其他人就有理由蔑视他们，可以直直地瞪着他们看，受谴责的人就会感到窘迫而回避对方目光，不敢正眼面对对方。通常这种情况叫做“丢面子”，这关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是非常难堪的。
关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段引言或者说介绍似乎完全是没有必要的，拿译者本人的说法，这些介绍实在是令人“困惑的”。事实上，译者所介绍的内容只是有关中国文化的一点皮毛而已，而且是有关中国的一些老掉牙的说法。需要指出的是，让·普马哈翻译老舍的《骆驼祥子》是在1947年，如果说当时的法国读者要了解原文，真的还需要译者这么一个介绍的话，那么我们不难想象法国的读者关于中国社会和文化是何等的陌生。在译者看来，对中国文化的陌生构成了阅读的困难，同样，“中文本身也表现出许多特别让人困惑的特点”，因此“文本的法文翻译有时候会表现出难以克服的困难”。事实上，阅读的困难和翻译的困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对著作的理解是翻译的第一步。特别在文化层次上，如果读者对文本源语国家的文化过于隔膜，那就必然会在阅读的整个过程中遇上障碍。译者的这些担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译者对老舍这部代表作的译介与传播所可能遭遇一的困难，是具有清醒的意识的。但是，就我们的了解，在上个世纪40年代，法国一般读者对中国的文化不至于陌生到如此程度。在我们看来，译者的这番介绍，具有另一层面的考虑，那就是针对读者普遍存在的猎奇心理，想通过这番介绍，以中国文习俗乃至语言的奇异性，吸引法语普通读者。就这层含义来说，我们可以用译者的动机来为这段看似令人“困惑”的引言加以解释：译者想要通过这段引言来吸引普通读者关于小说的好奇心，再通过小说来吸引公众关于中国这个既诱人又相对陌生的遥远国家的兴趣。
在翻译中让·普马哈一定意识到了由于语言和文化不同而产生的困难。但是这种困难并不意味着绝对的不可译。一方面。在上个世纪40年代，法国大众确实并不十分了解中国，这种状况增加了读者阅读和理解著作的难度，也增加了译者翻译的难度。但另一方面，随着中法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法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多，翻译的困难会相应地减少，可译性也会增加。事实上，不同国家语言之间、文化之间的关系对翻译和对著作的接受有着直接的作用。
尽管我们可以在让·普马哈的译作中指出这样或那样错误或缺陷，但是他对老舍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所做的贡献是不可忽略的，因为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他是老舍著作在法国的第一位译者。如果说他的翻译在本质上就是一个跨文化的行为，那么中法两种文化相互之间的了解将随着中法之间交流的增多而不断加深。事实上，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以后，当程抱一重译《骆驼祥子》的时候，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法国公众对中国有了新的了解，越来越关注国的当代文学作。程抱一不是像老舍著作的第一位法译者那样，在引言中专注于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介绍，而是在《译序》的一开头，就以十分简练的语言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作者与小说文本：“《骆驼祥子》是一部和作者老舍的一生一样具有传奇和悖论特点的小说。这是一部描写中国人特别是北京小人物的爱情小说。北京是老舍的家乡。”。紧接着，译者对故事的情节做了概述，突出北京“小人物”的形象，其中就包括“小说的主人公一祥子，一名黄包车夫”。祥子的命运是值得同情的。他的愿望仅仅就是拥有一辆属于他自己的人力黄包车，但是尽管他有力气、有耐力而且还省吃俭用，但还是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是因为“社会包藏着力量--金钱、肉欲和战争的力量，这些力量是天真单纯的祥子所忽视的，或者说是没有意识到的”。北京和它的小市民、黄包车夫的命运和他激烈而无情的抗争、还有战争，这一切包含了所有能够使法国大众感兴趣的新奇感，以及具有极大吸引力的异国情调因素。在译者看来，“这是一部令人心碎的淳朴著作，其中贯穿着讽刺、幽默和民间语言的尖酸刻薄。这些特点使得《骆驼祥子》这部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占据了无可比拟的地位。这是一本平民的书，西语毕业论文，是写给平民的（它首先是以杂志的连载形式出现的），是用平民的语言写的，这些特点在当时那个年代都赋予了著作真正的革命性价值。”这几行简明透彻的评说，不仅仅在文体学的层次上抓住了著作内在性，而且也指明了著作的独特价值。译者认为这是一部“平民的书，是写给平民的”而且“是用平民的语言写的”。强调其贴近大众的“真正的革命性价值”和无可比拟的文学史地位。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著作的独创性。“无可比拟的”这个形容词，表明了译者对小说重要性的认识程度。如果说这部著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无可比拟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地说它在世界文学中也是无可比拟的。但是这一无可比拟性并不仅仅意味着老舍作为作家的成功，而是通过这部成功的著作，把异域读者的目光引向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引向了老北京。 在《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或是《茶馆》等著作中集中表现出来的中国特性，尤其是对老北京的再现，极大地吸引了法国读者。老北京的历史、象征地位、语言、胡同、甚至是小人物的呼吸，这一切构成了老舍难以抵御的魅力和独特的吸引力。老舍著作的主要译者和探讨专家保尔·巴迪先生非常欣赏老舍的才华，他认为老舍比其他任何作家都更擅长使用那些可以使北京及其精髓得以再现的口语。他写道：
在中国现代的大作家中，老舍是最早懂得利用口语在文学中的使用所带来的各种好处的作家之一。他比他的许多同代人要强，那些同代人有时候会混入句法和词汇已经西化了的“白话文”。老舍不是。他是有着艺术天赋的小说家，所使用的是真正的北京话。
作为译者，保尔·巴迪知道怎样抓住老舍著作的特点。他所欣赏的，是真正的北京人使用的地道北京话，也就是说北京人的特性，而不是像老舍同时代的不少作家一样混合使用句法和词汇已经西化了的“白话文”。如果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文学有可能对西方文学产生的作用，与那些只是简单模仿西方作家的人相比，老舍著作所体现出的这一独特性关于文学创作而言意义就非同寻常了。保尔，巴迪认为老舍的主要功绩和价值在于他所特有的小说艺术：
重要的是无论是谁在读或是让别人大声地朗读老舍的著作，都让人想起原创的音乐。自第一个音符开始，读者就彷佛置身于歌剧院中，他们不会再迷惑：他在北京，就在北京人之中。在他的描述中，有时甚至像这座城市自己开口在言说自己，谈论它美丽的天空或是它美丽的皇家建筑。就像马可波罗和谢阁兰虽然相隔几个世纪，但他们都一样为这座古老都城的辉煌而目眩神迷。老舍也同样不能抗拒从城市里散发出的神奇的魅力。
面对充满着异国情调、有着不可抵挡的魅力的北京城，法国公众很难不目眩神迷。法国读者会随着老舍去旅行，进入那些北京小人物居住的小胡同。作为老舍的探讨专家，保尔·巴迪善于深入到老舍著作的灵魂里，以他所发现的老舍的独特性去吸引法国读者，走近老舍，理解老舍，接受老舍。
在老舍的法文译作和探讨者的努力下，老舍的著作渐渐地吸引了法国文坛的一些重要作家的目光，201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勒克莱齐奥就开始阅读老舍的著作，他在一次访谈中坦陈：“我很喜欢老舍的著作。他的著作的法文本，我几乎都读过，有的英译本我也读过。他有一些中短篇，对自然因素的描写，我觉得很有意思。对老北京的描写，也让我喜欢。虽然现在的北京跟过去的北京不太一样了。他写作有现实主义的成分，但也有其他的笔触，像超自然的神秘的因素等。比如《正红旗下》，比如《月牙儿》等。许多西方人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理性的社会，实际上不完全是。”勒克莱齐奥特别认同保尔·巴迪的观点，在他给《四世同堂》卷一所作的序中，称老舍为“大师”，《序言》的题目《师者，老舍》。他用自己理解的方式解释道：“《四世同堂》的第一主人公，可谓小羊圈胡同，这是一条具有老北京特色的胡同，也许除了墨西哥城的比维恩达，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由小巷和院子组成的迷宫，琉璃瓦的屋顶--据说任何屋顶都不能超过紫禁城皇宫的高度，院子里长着稀有树木，有柿子树、金合欢、槐树，住在里面的居民大多阴郁而病弱，庭院为生活在里面的一家家人遮风避雨，人生的各种故事孕育其中，中国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在这种里顽强地存留了下来，有传统的行当、当街的叫卖、各式礼仪、夫妻生活与厨房间的小秘密，这一切都远离了外国人的目光，也在中央政权的掌控之外。”通过这些介绍，法国读者也许可以产生某种兴趣，与勒克莱齐奥一起去感受老北京的沉重呼吸，把目光投向北京城那独特的景象和风貌。作者用了“独一无二”、“稀有”、“中国祖祖辈辈的”之类的词语，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把读者的目光引向老北京所透溢出的异国情调。北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北京城的趣味、气味、街道的颜色、“它的日常礼仪、音乐、希望和幻想，还有各种小诡计”都在变化，但北京城从未死去。借助老舍的小说，老北京吸引了众多的法国人。老舍所描述的微观北京和宏观北京具有一种北京文化的象征力量。关于外国游客，特别是法国游客来说，坐着人力黄包车参观北京的老胡同，即使在现在也还是极具吸引力。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正是外国公众承认老舍著作的成功、价值和独创性的一种令人信服的证明吗？老舍的著作重现了老北京，包括它的平民百姓及其生活习俗；老北京也重塑了老舍。这是一种文学和文化的互动，值得我们思考。
结语
综上所述，老舍是法国读者最喜爱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老舍在法国的译介追溯到1947年。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老舍的一些主要著作在法国先后被译介，译本的质量不断提高，且在译本质量有着保证的前提下，对老舍探讨的基础显得更为扎实可靠。程抱一与女儿程安兰的通力合作，李治华的坚持不懈，保尔·巴迪的深入探讨，著名作家勒克莱齐奥独特的解读，为法国读者阅读老舍，理解老舍提供了较多的可能性。而在法兰西的语境中，老舍的著作所表现出的异国情调和人文色彩更是为其在法国的生命拓展与延续构成了决定性的因素。
本文为高方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探讨”（编号：10YJC740029）和教育部全国优秀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项目《中国文学在法国的译介探讨》（编号201712）的阶段性探讨成果。
高方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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