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现当代中国，哲学作为时代精神一直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使命。当前中国发展、繁荣文化事业的历史实践中，哲学面临的首要问题仍然是如何融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问题，也即打通中、西、马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对哲学基源问题的深入探究。只有在哲学基源问题的层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西语专业论文，才能从根本上超越民族主义的狭隘意识，形成一套完整的中国论述，提高中国文化的话语权。 因此，在过往对于马、中、西思想关系的论述格局中，中与西不过是作为被批判、被吸收的思想资源而已。但一种思想的主导地位的合法性基础，并不是一经确立就已经完成，而是在不断地批判、略论、检验以及与其他思想的竞争中，才逐步确立的。当我们所不曾面对的新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当我们的主流思想无法提出现成的思想方案来解决我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时，一种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无可避免地出现了：今日主导思想的绝对有效性在其所面对的现实问题面前需要重新论证。现实的处境的严峻性要求现代中国知识人为解决时代问题贡献自己的精神智慧。于是原有的思想范式不再绝对有效，原有的整齐划一的思想格局也被打乱。今天重提中、西、马的问题，乃是思想重组的先兆和思想再创造的先声。 对现代中国思想界来说，学术思想资源从地缘上看可分为中西，从时代上看可分为传统与现代。具体地说就表现为中西古典思想、中西现代思想。 中西古典思想，是中西各自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独自形成的，并由此奠定了中西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基本格局、基本走向。与此不同，中国的现代性思想的基本构成，主要是西方现代性思想的中国化，或现代化的中国传统思想。如此的现代性思想格局，主要是防守性地建构中国现代性思想。如此的判断主要是表明，中国的现代性思想基本上是立足于本土的现代性问题而建构起来的论述。总体上说，我们的现代性思想是面对西方现代性思想和西方资本的冲击所作的回应。如此的回应，不论思想具体内容如何，这种现代性思想的建构都内在地具有某种民族主义的精神底蕴。这也使得中国现代思想的基本论述所走的是种特殊主义的思想论述的路径。 这种特殊主义的思想论述，使得中国在现代性资源的获取上，一方面从西方获得现代性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及其现实境遇的特殊性，以便对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如此的特殊主义的思想论述，在总体上依然无法阻止西方现代性思想的普适性，只不过延缓了现代中国人对此普适性认同的速度。 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严峻性与紧迫性，使得中国现代思想家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建构，还是以所�的“中西体用”的思想格局来完成。以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范畴来处理“中西”文化与哲学，固然可以认为是中国现代哲学面对中西思想的冲突与对话所表现的一种机智与智慧，但也更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现代思想家的精神上的懒惰与创造力的匮乏。所�的“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等以“体用”方式所形成的现代性方案，只不过是现代中国思想语境与处境下的中西思想的某种结合方式。以为中西思想的某种结合就是中国现代思想，不仅表现为思想的简单与幼稚，也体现为精神上的懒惰与创造力的匮乏。事实上，中西思想传统关于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来说，仅仅是资源，而不是中国现代思想本身。将西方思想，或者经过改装的中国传统思想，直接视为中国现代思想本身，乃是在于中国近现代思想界对思想所采取的极端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态度所致。当然这种态度的背后，乃是文化自信心的缺乏和思想创造力的匮乏。 基于如上思考，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之路，就不应当是以体用架构来裁剪、拼接中西不同的思想资源，而应当是走一条超越中西之路。这并不是说所建构的中国现代哲学可以脱离中西思想传统，而是说中西的思想传统并不可先在地作为某种价值的尺度来决定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维度。无论是从启蒙优先性的角度，还是从民族文化优位性的角度；无论是以启蒙的名义，还是以民族文化传统的名义，来从事中国现代思想的言说，除了表达言说者个人的言说情绪外，并不表达任何真实的思想。关于真实的思想来说，无论是启蒙诉求还是民族文化传统诉求都只能是思想的结果而不应当是思想的前提。中西思想资源在个体的哲学建构中所占的比例与分量，完全取决于哲学家的个体偏好和心性所向。 中西思想，是哲学探讨不可回避的共同资源。哲学家们以何种探讨路径来统合中西思想、判定中西思想，依赖于哲学家对真实哲学问题的自觉，这与“体用”架构、民族情感毫无关联。我们的哲学探究，如果不能从如此的纠结中走出，将永无出路。 三、超越民族国家：作为文明论述的中国哲学论述 正如我们上面所略论的那样，以为通过对中西思想传统加以某种剪裁，就可以建构中国现代哲学，是简单幼稚的。同时将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等同于民族国家的思想也是过于狭窄的。作为当代中国思想的核心，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必须走出对西方和中国传统的模仿、复制、移植、剪裁与拼接。 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固然需要立足于中国的特殊的现实处境与历史文化语境，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现代哲学就必须走一条特殊主义的理论论述。特殊主义的哲学建构。如同特殊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一样，无法避免思想言述的地方主义。如此的思想建构与理论叙事，在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格局中，是处于守势的自保的文化策略。它虽具有阶段性的历史合理性，却不具备纯粹思想的合理性。真正的思想，一定是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尽管对普遍性思想的自觉，奠基于特定的思想传统与机缘，但这不意味思想自身乃是特殊的存在。特殊只是思想的环节与处境，是思想有待于消化的质料。如果不建立起普遍主义的思想论述，就无法真正地面对自诩为普遍真理的特殊论述，并且在思想的博弈乃至现实的博弈中，永远处于防御的地位。 具有创造性的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将有助于我们形成一套完整的中国论述。如此的中国论述不仅仅是为现代中国的发展张目和奠基，更在于形成一个具有充分奠基的文明论述。正如“中国”，不可仅仅简单地理解为现代性话语体系的民主国家一样，“中国论述”也不可简单地理解为作为民族国家的发展论述，中国现代哲学也不应该沦为仅仅作为中国论述的哲学基础。如同“中国”所具有的超越民族国家内涵的文化与文明的意涵一样，“中国论述”也应当成为一种文明论述。故此，中国现代哲学作为这种文明论述的核心，不可局限于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也不应当是某种西语文明的中国复制。 作为一种文明论述的奠基，中国现当代哲学的思想论述应当处理好三个思想逻辑：1.天道-德性-王道的逻辑：2.资本-市场-自由民主的逻辑；3，劳动-创造-社会平等的逻辑。天道-德性-王道的逻辑，乃是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的文化逻辑，这一文化逻辑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就是传统儒家文明的文化逻辑。资本一市场一自由民主的逻辑，乃是西方近现代以来的启蒙的文化逻辑，这一文化逻辑的现实演进强行构成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逻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 文化逻辑。劳动一创造一社会平等的逻辑，乃是由马克思所发现，并被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所推进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逻辑。这三种文化逻辑，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不仅是渐次展开的，也是相互纠缠的。它们之间既存在着相互否定与批判，又相互依赖与关联。认为可以用一种文化逻辑替代另一种文化逻辑，是将人类文化的历史关联视为是一个纯然线性的关系，以如此简单的方式来看待文化的逻辑，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无论是启蒙思想对传统价值的否定，还是“劳动一平等”的理念对“资本一自由”的拒绝，都是和一定的历史困境结合在一起的。 处理好上述三重文化逻辑的关系，就是要处理好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的逻辑、现代性的社会生活的逻辑以及社会主义的劳动平等的价值理念之间的思想张力和现实张力。 如此的“中国论述”及其核心的“中国现代哲学论述”，应当立足于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之目的，并以自己的建构实践解构民族国家自身合法性，而形成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形态。在此意义上，中国现代哲学的哲学建构，在其现实上和话语形式上固然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关联，但在其真实意义上却应当是逾越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即逾越民族国家的。 而逾越民族国家的思想论述，就理论层面而言又包含两个维度：实践的维度和后实践的维度。 所�实践的维度，就是构建我们的现实的政教文化体制和心灵秩序。但有关这种现实制度建构的思想论述，是现实社会权力再分配的思想论述。这种有关社会权力的论述，一方面是现实利益的博弈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现实利益博弈的的前提与规则。政治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的理论建构，就是实践哲学的重心所在。所�当代哲学的“实践哲学”转向，西语论文范文，也是在这一意义上表现出来的。 所�后实践的维度，乃是强调哲学的思考不仅包含对于实在知识的言说和对于实践的言说，还包括对这种言说的奠基，也即所�的“后物理学”和“后实践学”，也即“形上学”和“行上学”。“形上学”已经由西方传统充分奠基，并形成了西方的文明乃至所�今天的现代性文明。诚如海德格尔所说，“形上学”是科学技术乃至全部现代性问题的深层原因。如同“形上学”谋求对“物理学”的先验和超验的奠基，作为“行上学”的“后实践哲学”则是谋求对一切所�实践的哲学的先验或超验的奠基。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行”与“形”的异同。 没有坚实的“形上学”和“行上学”的奠基，所�“中国现代哲学”及其以此为奠基的“中国论述”，就只能沦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情绪论述与权力论述。只有在对“形上学”和“行上学”的探析与建构历程中，哲学才能真实回归其“爱智”本性。 笔者认为，立足于我们的时代与现实，回到哲学的基源问题，建构起普遍主义思想论述，才是中国现代哲学即所�“中国论述”的真正方向。 [责任编辑 李小娟 付洪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