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思维模式的异同是客观存在的，悲剧性在主体的建构中也必然有所异同。笔者基于这一思想在梳理传统理论的同时，试图对中西人格建构做出一些研讨，旨在全面把握悲剧人格的建构态势，勾勒出族群的共同性。正如今道友信所说：“东西美学比较探讨不仅是为了强调相异点，也是为了寻求共同点，这样做是为了达到东西美学的互补完善，重构人类卓越的价值体系。”[1]重新构建“悲剧”图式，正是当下审美实现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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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悲剧理论的基本特点略论
美学史上第一个悲剧定义出自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悲剧是关于一个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以陶冶。”[2]这个定义表明，艺术中的悲剧是对现实活动中悲剧的反映，它有形式和内容的双重要求，其影响是引起悲伤与怜悯之情，且能陶冶人的情操。其后，西方美学家大都以传统的悲剧艺术为基础展开论述，其理论也是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延续。文艺复兴时期的维伽认为，悲剧是“王室和高贵的行动”；17世纪的高乃依提出，悲剧是“崇高的、不平凡的和严肃的行动”；莱辛认为悲剧是“摹仿一个值得怜悯的情节”。应该说，这些传统理论都带有一定的狭隘性。而“唯一以既独特又深入的方式研讨悲剧的哲学家就是黑格尔”[3]。黑格尔通过对悲剧性的历史现象和悲剧性的艺术现象深入剖析验证指出，悲剧艺术是表现人的自身规律性和人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的规律性的最好范例，悲剧意识的自觉是以人已意识到个人自由独立的准则为前提的。我们认为，黑格尔指出了悲剧产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因素，但他对一切现象的解释都是唯心主义的，并没有说明悲剧性冲突的真正历史必然性。
悲剧作为个体感性生命的体验而不再是传统的绝对的实在，这是叔本华所倡导的悲剧观念。在叔本华看来，“整个客体的世界是表象，无可移易的是表象，所以它自始自终永远以主体为条件。”[4]尼采受叔本华悲剧观念的启发，但又给悲剧注入了新的内容。他的悲剧理论强调弘扬热情而充盈的生命形式，以积极有力的、乐观向上的、富于创造性的生命来代替庸俗的、虚伪的、腐朽的生命。悲剧的美感正是来源于对个体超越的不断实现，从而获得充盈、完满的生命形式。
与西方悲剧理论相比，中国传统悲剧理论缺乏系统性，但以哀怨和忧患为基本特征的悲剧意识，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中。最初在神话中，悲天悯人的情怀就显现出来了，《鲧禹治水》的鲧禹不屈不挠，《夸父逐日》的夸父坚持不懈，《精卫填海》的精卫锲而不舍……浓烈的悲剧气氛洋溢在初民的创作中。而中国诗歌创作中也有悲剧意识的传统：从《离骚》的悒愤、建安七子的悲凉，到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郁怫悲思、南唐后主的家国之痛、李清照的悱恻哀婉、陆游与辛弃疾的幽忧之思，直至黄遵宪的幽愤之情、徐志摩的甜蜜的忧愁、舒婷的候鸟的悲哀[5]，确有“大风卷水，林木为摧，意苦若死，招憩不来”的悲剧性意识。中国美学理论上，第一个明确肯定文学著作应该表现悲剧意识的，当推孔子。孔子“诗可以怨”的论断，是中国文学史上悲剧意识趋于成熟状态的象征，开启了以“怨”为内涵的悲剧性理论。孔子的“怨”包括了较为广泛的内容，它不仅指对违反仁道的人的“怨”，对不良政治的“怨”，而且指人在仁道无由得行，遭到挫折和打击的时候产生的“怨”[6]。怨就是悲剧性体验，怨的实质是自我实现受外界不合理的压抑、摧残，形成的主体与外在秩序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曾说到：“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司空图《二十四品》谈到“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漏雨苍台”，也是对“怨”的悲剧性描述。而宋人以为，“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人物的磨难和挫折成为文艺著作不可或缺的内容。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悲剧著作，都是作家忧国忧民、愤世嫉俗之作，有着厚重的社会历史内涵。这种自觉的悲剧意识形式，能够获取一种超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悲剧性主体人格建构也是有别于西方的。
中西悲剧思维模式的差异
中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各有特色，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表现为圆形的、曲线的，而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则表现为直线的。由于思维模式的不同最终导致了中西悲剧思维模式的完全不同。
在悲剧性著作中，从根源上看，中西方悲剧的内在表现是人类感受到自身的悲剧性存活状态的产物，外在原因都是源于自然和社会对人类的压迫和威胁，根源于人类在谋求生存、发展、享受的历史进程中面临的种种复杂难解的矛盾冲突。从审美实质上看，中西方都以悲为情感基调，在生存困境中，痛苦地挣扎，改变现实的痛苦的存活状态。悲剧意识是有所追求的，对人的理想存活状态与悲剧性存活状态相比较相借鉴，是一种特殊的人生审美境界。即使最消极的悲剧，也是对人类理想存活状态有意义的追求，这种追求是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现代心理学认为，人人都有一种在有助于保持和增强机体的方式中发展人的一切能力的内在倾向，西语毕业论文，这是一切有机体遗传构成的一部分。人与其他生物机体的不同在于，人超越了躯体的生物目的，而把人格这一社会规范当成实现的目的。自我实现是悲剧性的逻辑起点，这一点中西方悲剧著作表现是一致的。
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直线的思维方式。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是直线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直线的，由此奠定了西方人直线思维方式的文化基础。西方人思维路线是“否定→否定→真”，表现出一种在否定辩证法中对人的弱点和人的生存时空的哲学思辨特点。西方悲剧主人公往往洋溢着鲜活独特的个性，时刻都试图以个体身份行事，承担一切后果。西方悲剧理论集中体现在戏剧创作上，戏剧作为一种立体艺术，凭借声音、画面、背景、演员、道白等媒介突出表现了悲剧冲突集中在有限时空中，它往往展示矛盾最激烈的一瞬间。
与西方人的思维轨迹不同，中国人的思维轨迹是圆形的、曲线的。天是圆形的，圆形的宇宙哲学意识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心中。所以中国文化是圆形文化、曲线文化[6]。中国人思维路线表现为一种以善为核心和顶点的蜗旋线：否定→否定中的肯定→善。传统著作中缺少对“真”的追求，而扩张了对“善”的美化。中国的悲剧大多个体自主意识较弱，含蓄蕴藉、顺从忍耐成为其显著特色，从而使中国悲剧精神在抗争的力度上弱于西方悲剧，形成了自身的局限。淡薄的个体自主意识也使得中国的悲剧主人公只求满足低层次上的生活需要，并不要求高层次上的精神满足；只能在低层次上就事论事地反对邪恶现象，并不能从高层次上对现存的总体秩序进行本体的否定。悲剧主人公是以自身的现实存活状态为参照系，又以现实的伦理道德规范和心中至善的道德实体为理想的参照系，其抗争、反判往往显得克己、犹疑、反复，并常常置换成一种哀怨、缠绵的悲剧性体验。
中西悲剧性人格建构方式
在传统美学史上，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模式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悲剧理论，加之自然环境、物质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的不同，自然形成了人格逻辑建构方式的不同。比较而言，古代西方国家的地理相对狭促，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因此，养成了西方人冒险的习性，表现为由内向外扩张的生存意识。古希腊的神话包含着对生命真谛、生存规律的反思。俄狄浦斯的悲剧就体现了人类生命觉醒之后的原始冲突与早期困惑。
从古罗马末期到中世纪，宗教神学盛行，无论是对基督耶稣受难的描述和赞颂，还是世俗大众对宗教的皈依，都从一个特殊视角反映了人们对人的生命和存活状态的痛苦思考。个体人物以修行作为超越现实的悲苦，然而修行是人类所犯的“原罪”，生命存在的真实境遇是凄苦的，顺应、忍受神的旨意，一切只有在来世才能实现，而这本身又是一种悲剧。文艺复兴时期，西语论文网站，反思中世纪的悲剧现象之后，重视人的存在，追求个性的解放空前高涨。美好的人格最终要经历人性的不断异化才能实现。践踏人的尊严、披露社会的不公，传统观念的崩溃和现实秩序的失衡，导致人文主义者内心的悲剧冲突。哈姆雷特的迟疑不决、李尔王的雨夜狂奔，都体现了主体对社会人生的真实情况以及人间真情的痛苦思索。古典主义对悲剧性的展示，表现在个体在道德责任和自我情感之间的冲突。而悲剧的意义就在理性对情感的征服。在他们的悲剧观中，人们看不到历史流动的痕迹和人类自身生命发展的脚印，个体情感被理性所淹没，人物苍白而缺乏生命力。悲剧性逐渐丧失自主意识，堂・罗德利克的忍痛割爱再次唤起对理性至上的人是否是真正的人的思考。18世纪至19世纪的悲剧艺术，有浮士德在探究生命意义中表现出来的那种以对真的追求为主导的同时追求善和美的崇高的悲剧精神，也有娜拉对尊严的自我确证和自我人格的实现……人物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理性与本能之间，在痛苦徘徊中完成悲剧人格建构。20世纪的现代派和后现代派艺术，对人的存活状态的思考中所表现的悲剧性呈现出空前的求真欲望。对自我存在和意义的严重怀疑，表现丧失自我的悲哀和寻找自我的失败。沉重的精神危机以变形方式来表现，卡夫卡的孤独，奥尼尔的迷惘……现代派文学中的悲剧性人物，是游移于社会和孤立无援的“局外人”。对个体的存在是悲观绝望的，“反传统”的同时走向极端，激励张扬丑和恶，彻底抗争和无尽追问，企图完成理想人格塑造。
与西方相比较，中国地大物博，物质生产和生活方式变迁缓慢，中国人的生存匮乏意识比较薄弱，而传统的宗法血缘关系又需要富于弥合功能的文化精神来维系，佛、儒、道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三大思想文化传统。儒学尚仁，以人道为核心，既以“克己复礼”为至高理想，又以自保自足为旨归；佛学讲究“顿悟”、“称念”，以修为旨趣；道家极推“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主张“德善”的处世态度，“心斋”、“坐忘”、“齐物”，消解对立异同，消解是非，达到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从人生哲学的角度看儒、道、佛，又是一而三，三而一的，正所谓“道冠儒履佛袈裟，和会三家作一家”[7]。在传统思想文化的指导下，传统的中国人形成以忠孝至上、调和持中、知足常乐、麻醉自保的人生境界。悲剧性主体表现为一种以求善为主导同时追求真和美的过程中因受压、受挫、失败以至死亡而产生的悲。同时这种悲也是围绕人自身的生存和人对生存环境的焦虑展开的，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传统中国人以儒道互联互动互渗形成的以“仁义礼信”为核心的道德信条和儒佛合一而形成的“善恶循环报应”思想为牵引，迂回曲折地去探询合目的善。可以说，无论是政治悲剧、爱情悲剧，还是道德悲剧，都表现出一种关于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疑虑、眷恋和幻觉式的道德实体的向往。悲剧主人公既以自身的现实存活状态为参照，又以现实的伦理道德规范和心目中的至善的道德实体作为伦理道德理想的参照系。悲剧人物在自己合乎目的性的欲求的实现过程中，努力保持自己以忧虑与进取为特征的基本品性，体现了顽强实践的生命欲望和积极入世的探求精神。正如屈原“美政”的愿望与君王昏聩之间的冲突，内美好修的情操与腐朽恶劣的世俗相克，最终跌入“从彭咸之所居”的死亡心境，但悲剧人格却具有永恒魅力。
中西方思维方式不同，悲剧性人格的建构方式有明显异同，然而悲剧性主体作为类的存在也有族群的共同性。凡为人者都有自我实现的本能需要，对历史本身和当下性的超越是审美的人的需要，而这也是悲剧性实现的逻辑前提。在实现自己人格的目的过程中，内在目的性和外在客观世界的历史规律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主体目的性遭到现实社会秩序破坏，人格自我实现的动机为整个社会的给定结构压抑。屈原赤诚的忠君爱国遭到否弃，俄狄浦斯对抗命运的失败，都体现了主体人格的实现受到历史现实的否定。在悲剧性中，现实的摧残阻碍主体的奋进，但主体的欲求表现得更为强烈，以富有个性去冲击社会程式，将生死置之度外，从而超越了历史的给定性，伸展了人的主体性的历史。正是这种充满激情的合时性活动、超越主体的合目的性、突破既定历史的给定性，在美的探析的艰难进程中，实现悲剧人格的建构态势。也许因为人类生成的苦难形成中伴随着的悲剧艺术，才激发人向更高的实践生活方式的奋进和激起人类对自我终极价值的探究。
由于中西方地域时空、思维模式等存在明显异同，必然对中西方的人格建构产生一系列的作用，从而导致中西方主体悲剧抒发方式的不同。中西方悲剧人格的建构态势呈现为西方偏于求真，东方偏于求善。了解中西方悲剧思维方式的异同，有利于进一步认识中西悲剧意识的人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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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裴传永.论语外编[M].济南:济南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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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雪莲(1974― )，女，壮族，广西横县人，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编辑，主要探讨方向为美学探讨与文学批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