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各民族独具的思维模式造就了它独特的语言表达措施。汉民族思维注意语言的悟性与含蓄,而西方思维则重视语言的形式结构化。英汉民族思维模式的异同充分地体现在翻译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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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维模式 异同 翻译
萨丕尔说,“语言,作为一种结构来看,它的内面是思维的模式。”(申小龙,2000:80)语言既是思维的表象,又是思维赖以成形的框体。思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不具有直接现实性,它是人的大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过程,因此,对其进行探讨必须以语言为中介。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语言的发展推动着思维的发展,同时思维的进步又会促进语言的完善。就某个具体民族来说,千万年来世世代代将对现实的认识凝固成经验和习惯,借助语言形成思想,又赋予思想以一定的模式,这就形成了这一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模式。关于同样一个画面,各民族可以用自己特有的思维习惯来认识。在语言表达上也就各具特色。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不仅作用个人的交际方式,同时还会作用其他民族的反映,作用译入文化对源语文化所持有的态度。K.Pribram认为:“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睦邻关系不仅因为各民族语言的繁杂受到作用,在更大程度上因为思维模式的异同,即定义认知根源和组织连贯思维所采取的方式不同而受到阻碍。”(1949)因此,英语学习者如果不了解本民族和讲英语民族的思维方式,缺乏对两者间异同的深入认识和理解,则难以与英美人士进行各方面的交流。
本文将试图比较英汉两民族之思维异同及其在翻译中的体现。
一、中西思维模式异同比较
汉民族思维重悟性和含蓄。中国在哲学上主张“天人合一”、“物我交融”;在文化上力求圆满与和谐,重心领神会;在语言上,汉语重悟性,是意合语(Parataxis),各句多靠内在逻辑关系贯穿在一起,要求读者或听者凭主观直觉去领悟其内在关系,形成形散而神聚的句子。一句话,甚至一个词就能将眼前之物概括得面面俱到,认上慨叹汉语的博大精深。在汉语中,可以连连出现省略,而意义却相连,脉络仍清楚。如: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虽没明确点出皱眉的施动者,可内涵却在暗示读者,就是那些凡是头脑机敏、遇事不慌,能沉着应付的人。然而如译成英文,则是:knit your brows and you will hit upon a stratagem.译文中不仅添加了汉语中没有的第二人称代词you,还使用了连词and。正因为有了这些添加词才符合了西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习惯。
正如著名翻译家傅雷所说,东方人与西方人的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西人则重略论、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也持有相似的观点,认为东西方思维模式明显不同:东综合而西略论。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汉民族倾向于把世界看作一个综合的整体,崇尚“天人调和”、“天人合一”的信念,务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一致;不喜将事物割裂开来看待,而习惯于从总体上融会贯通、辨证把握。这种在统一中存对立或一元统一的宇宙观可以说是所有中国古代思想流派(儒、道、佛等)都认可的根本思想。
而西方民族则倾向以分解的观点看世界,“… … 倾向于将事物进行分解剖析以求充分了解。他们将重点放在事物的部分而非整体。”(胡文仲,1990:205)他们强调物我、人我之间的界限划分,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等对立,强调异同略论,尽力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搞得清楚透彻,泾渭分明。这种从对立中求统一或二元对立的观点,或主对立而不主调和、重分解而不重合一的倾向,是西方文化的特点。西方思维在语言表达上则重形式结构化,英语是“形合”语(hypotaxis)。如:弄不好就会前功尽弃。这句中文虽然没有主语,但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楚,然而它的英译文却是:If things are not properly handled, our labor will be totally lost。从中我们看出,译为英语时,我们不仅要添加相应的主语,还要有连词将中文隐含的内在意义表达出来,否则就不是好的译文,就不符合西方民族的表达习惯。
二、中西思维模式在翻译中的体现
翻译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难点都存在于思维与语言的关系之中。世界各民族间的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相差甚远,思维也存在很大异同,但各国人民关于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认识却是一致的,所以不同的语言才有了互译的可能。翻译过程包括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过程和译者用目的语再创作的过程。思维的异同肯定会作用两种语言的相互转换。英汉思维模式的异同对翻译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英语句子常用事物或抽象名词做主语,这大概也反映了西方式思维偏重形象事物的一种表现。而汉语句子则常用有生命的物体或具体名词做主语。例如:
The thought of spending another year makes me physically sick.
在此句中抽象概念名词thought用作主语统领句子,而翻译成中文则需译为:我一想到还要在这里再呆一年就浑身不舒服。主语为具体个人--- 我(第一人称代词)!两句虽表达同一含义,而由于两种语言所反映的思维方式不同,语言的表现手法也就有别。如将原句直译为:在这里再呆上一年的想法使我不舒服,虽然表面上听起来没什么错误,但不免有些翻译腔。
其次,英汉两种语言在语序安排上也有不同。汉语句子语序以时间逻辑为序,往往先因后果,先叙事后表态,先说以前发生的事,再说最近发生的事;空间上,一般是从上到下,从大到小,由远及近,从大范围到小范围。而英语可以借助它的形态和丰富的关联词语,按意思和结构的需要,灵活安排,且英民族在叙事时往往先说最近发生的事,再说以前发生的事。例如,“Mike did not remember his grandmother who died of cancer when he was three years old .”(迈克三岁时祖母死于癌症,所以不记得她。) 汉语先说以前发生的事即事情的原因――迈克的祖母死于癌症,再说最近发生的事即事情的结果――迈克不记得他的祖母。又如,“I was unhappy when I heard the bad news.”(听到那个坏消息,我很不高兴。)如果把它译为“我很不高兴,当我听到那个坏消息时。”就显得很不顺畅,也不符合汉语的逻辑顺序。
再次,英汉两种语言在句式结构上也有不同。英语呈主从扣接式,而汉语的句式结构呈流散铺排式。在翻译中如果译者忽视了这种思维异同而造成的句式特点,那么得到的译文很可能会是英译句支离破碎,汉译句冗长板结。例如“学得有趣,效率就会高;学得很苦,效率就低。”这句汉语如果顺着汉语的思维,按照汉语原有的句式结构套译,就一定会译成“Learn with fun, efficiency will high, learn very drudgingly, efficiency will low.”这样成了既不合英语词法,也不符合英语句法的残句。正确的译文应该是“Learning is more efficient when it is fun, less when it is drudgery.”
最后,虽然英语句子和汉语句子的重心相同,一般都落在结果、结论等上面,但重心的位置却不同。英语句子一般将主要的部分放在主句中,放在句子的开头,而汉语句子则把次要的部分放在句首。有这样一个传说,清末湘军头领曾国藩围剿太平军连吃败仗,有一次差一点连命也给丢了。他向朝廷汇报战事时说“屡战屡北”(He was repeatedly defeated though he fought over and over again.)。他的军师看到这个报告,提笔改为“屡北屡战”(He fought over and over again though he was repeatedly defeated.)。这两句话中的词完全一样,只是语序不同,其含义就大相径庭。“屡战屡北”说明曾国藩连吃败仗,丧魂落魄;而“屡北屡战”则表明曾国藩是个效忠于朝廷,百折不挠的硬汉子,尽管连吃败仗,但还是顽强战斗。在汉语中,重心是放在后一部分,前一句的重心在“北”上,后一句的重心在“战”上。译为英语时要考虑英语的表达习惯。英语句子将重心放在前,在主句上,所以把“屡战屡北”译成英语,重心就要放在“屡北”上(He was defeated),而译“屡北屡战”,重心则要放在“屡战”上(He fought)。
三、结束语
作为语言沟通的中介――翻译,就要在两种语言间进行表达方式的转换。能否恰当、巧妙地转换表达方式,从根本上说,有赖于译者对源语的理解深度和对译语的驾驭能力。如若使译文达到与原文艺术等值,效果等同的话,译者不仅要能深透精当的理解源语,还要能用译语的思维去表达源语的内容。然而,要使译语与源语信息等值或在艺术上达到接近等同的效果也是比较复杂的问题。英语可能从这一角度来考虑问题,而汉语则往往着眼于相反的角度。如英语从正面表达“Wet Paint”,而汉语则说利用否定词从反面表达“油漆未干”;英语从反面说“No Smoking”,而这次汉语却用含有否定意义的正面词汇来表达:“禁止吸烟”。再如:It is a long lane that has no turning. 译为汉语时则从正面来表达:路必有弯,事必有变。
不管英汉的表达有多么不同,他们的思维内容却是一致的。正是这种思维的共通性才使翻译成为可能。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形式的转换,而且更重要的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因此,探讨翻译也就不再局限于语言层面的对等,两种文化的相互作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而思维方式恰恰是文化探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的日益全球化,中国人在学习英语时由于受母语思维的干扰,无论是英语口语,还是书面英语(包括英汉互译的文本)当中都出现了大量的中式英语。为了避免这种蹩脚的不规范的英语所带来的交际失误,我们很有必要对英汉思维模式的异同作一详细的对比探讨,进而有效地提高译作的翻译质量。
参考文献:
[1] Pribram Karl. Conflicting Patterns of Thoughts [M]. San Francisco:Jossy-Bass,1949.
[2] 申小龙. 语言与文化的现代思考[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3] 胡文仲. 跨文化交际学选读[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4] 陈安定.英汉比较与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企业,1998
[5] 吕俊.也谈翻译中的对比问题[J]. 济南:山东外语教学,1991
[6] 陈新.英汉文体翻译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
冯为兰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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